论职业活动的社会前提

人类的职业活动是在分工的前提下展开的,但是,进入后工业社会,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的职业活动不再是以分工为前提的,而是以社会分群为前提的。职业活动的前提从分工到分群的变化,意味着对职业活动的科学认识需要根本性的视角转变。在社会治理职业活动中也是这样,对于作为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管理需要从社会分群的角度来加以认识。     

我国企业经营诚信的缺失与重建

我国企业经营诚信缺失问题，与信息不对称的有限博弈，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打击力度不到位，部分官员不正确的政绩意识等因素有关，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中国企业经营中存在的种种诚信缺失的问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采取有效措施，重建诚信。     

关注城市外来劳务工的问题--来自深圳外来劳务工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

外来劳务工是深圳市城市建设的主体,但是由于政策上的歧视和法律保护机制不完善等因素,他们面临着工作时间长、心理压力大、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等问题,建议政府和社会积极关注这一群体,加强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和管理,创造良好的劳动就业环境,从政策、法律和经济等多方面扶助他们,努力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MEDIATING JUDICIAL POLICY

Despite the widespread use of mediation to resolve public policy disputes, there is little written on the mediation of judicial rule disputes. A successful mediation of a dispute over proposed court rules to govern mediation of certain family law cases involving domestic violence concerns is reviewed. The authors conclude that the mediation provided (a) a confidential venue for disputing judges to respectfully disagree with one another, (b) an opportunity for collaborative problem solving, (c) an opportunity to reduce conflict among judicial colleagues. (d) a format for dialogue with other stakeholders, and (e) greater degree of influence with regard to the outcome of the disput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encourage the effective use of judicial policy mediation are offered.     

论纠纷的可诉性

纠纷的可诉性是实现当事人的裁判请求权的逻辑前提 ,纠纷可诉性的广度反映了裁判请求权的实现程度。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理论和实务界关于纠纷可诉性的标准或依据及范围的理解限制了裁判请求权实现的空间范围。纠纷可诉性的标准应当为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争议和人身关系争议 ,而并非限于民事法律关系争议。纠纷可诉性的范围包括民法所调整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的争议、应受民事法律保护的应有权利受到侵害引发的争议、宪法权利受到私法主体侵害所引发的争议。     

国有企业人才流失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目前,我国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国有企业人才流失问题十分突出。本文简要地分折了国有企业人才流失的原因,论述了国有企业人才流失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提出了国有企业做好人才工作的几点对策。     

论加入WTO之后我国的企业法制建设

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目前的企业法律制度还难以与国际贸易规则对接 ,亟需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而实现与国际贸易规则相对接 ,还必须在相关的立法中进一步深化企业法制的理念 ,积极健全和完善与企业法制建设相关法律。     

刑事调解制度在我国构建的文化与理论基础——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角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存在都根植于一定的文化与理论基础之上,刑事调解制度也不例外。研究刑事调解制度构建的文化与理论基础,可以为刑事调解制度的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与制度设计上的参考;而刑事调解制度的成功构建,能够有效地促进我国刑事司法的人性化,更好地推动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发展。     

论国有企业与国家豁免原则

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中一个古老的问题 ,但随着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展及国家在涉外贸易中地位的不断增强 ,国家豁免原则被赋予新的内容 ,其理论与实践也显现出分歧与新的发展动向。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自 1978年开始着手起草《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 ,历经二十余年取得不少阶段性成果 ,但目前仍存在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 ,国有企业与国家豁免原则的关系一直是各国普遍关注与争议的焦点问题 ,也是我国代表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就与此相关的三大基本问题结合我国实际进行分析评述 ,以期对我国在该领域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对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