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企业的起源:马克思与科斯

作为经济学大师,马克思和科斯对企业的起源虽然有着不同的理解,但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企业产生的前提、企业产生和成本的关系、企业的边界、企业的性质等问题的论述,却共同证明了企业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的一种组织形式,而且是特定经济制度下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     

如何在侦查中提高物证的证明价值

在刑事侦查实践中,由于一些意识问题或是技术问题和经验问题,作为客观性证据的特征被发现提取后,在刑事诉讼的庭审中却受到质疑甚至是否定,因此如何提高物证的证明价值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要保障物证的证明价值,应当着重从提取和保全物证的环节入手,严格按照诉讼要求操作。     

以人为本，司法为民——民事司法理念更新及制度变革简论

司法理念是基于对民事诉讼制度的构建及运作历经长期认识而形成于人的头脑中的价值判断。理念的更新对于司法改革和改革后的司法都至关重要 ,科学的理念是制度变革的前奏和先导 ,而滞后的理念则可能成为良好制度运作的障碍。我国要实现民事司法的科学化、宪法化和国际化 ,必须革新传统司法理念 ,抛弃以往把程序当作工具、将人作为诉讼客体的传统做法 ,以人为立足点并根据现行环境需求来重构适应我们需要的理念家族。“以人为本 ,司法为民”是现代民事司法的核心内容 ,人性化民事司法应体现人的正义、自由、效益、安定等基本程序价值需求。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分析

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指刑罚威慑功能的发挥在实现刑罚目的方面所具有的有用性。这一问 题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指向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是以刑罚目的的实 现为价值内涵的;二是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的外在表现问题,即刑罚威慑的功利价值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 认为,刑罚威慑在实现刑罚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方面具有廉价性的特点,它理应受到现代刑事立法和刑事司 法的充分重视。     

科学与价值：构建和谐社会的双重尺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之一,探索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规律,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本文提出以科学尺度和价值尺度作为指导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思维导向。科学尺度旨在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价值尺度则要求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双重尺度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和谐社全顺利实现的前提和保证。     

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刍论——以城市商业银行为例

城市商业银行加强和优化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服务于企业,服务 于群众,对打造一支高素质的职工队伍和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高效企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权利冲突的现实性——兼与郝铁川先生商榷

权利冲突不是一个伪问题,而是权利内部发生的裂变.虽然权利之间不可能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不可能有完整的权利位阶划分,但是基本价值仍然存在.通过基本价值判断,再结合具体的法技术,方能化解权利冲突.同时必须区分价值层面的法理学思考与工具层面的法技术运用,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权利冲突问题.     

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公共行政价值的回应与平衡

公共行政范式转换与社会治理范式变迁相生相伴,每一种社会治理范式实际上都在寻求回应与平衡效率、责任、公平等核心价值,只是在社会治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某一种公共行政价值有所侧重而已.从公共行政价值多元交叉并存的视角来研究和把握社会治理的根本价值和目的,倡导效率、责任与公平等核心价值并重、统一、均衡的科学公共行政价值观,不仅有助于科学把握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规律和走向,破解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的悖论,也有助于社会治理持续均衡发展,从而更好地强化公共行政精神,实现公共利益.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主题的两个层面与科学发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价值理想、价值目标,其价值功能是凝聚人心、团结人民、增进动力,形成共同奋斗的共同理想。从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发展理念的层面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凸显了和平发展、竞争和谐、科技创新、法治共富等基本价值理念,这些核心价值最终要体现为社会的科学发展,因而具有最为广泛的群众性和现实性。     

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

企业数据在既有法律框架下无法获得充分保护,作为一种财产性利益,企业数据与一般条款具有耦合性。但是,一般条款的裁判思路依赖于传统侵权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在"海带配额案"中创设的三个构成要件,使一般条款陷入困境,无法应对行为规制法的本质要求,无法与《民法典》相衔接。企业数据涉及个体经济利益、行业利益及公共利益,"全有全无"构成要件式的侵权判断,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法律规制。动态系统论以"或多或少"的思路考量各要素的数量和强度的协作,按照价值位阶和顺序,考虑企业数据本身的合法性、行为人主观过错、行为影响,根据具体场景综合权衡损害与收益,可以为涉企业数据竞争行为的正当性判断提供正确的裁判思路和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