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解决和避免国际环境争端已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论题。无论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还是新近多边环境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过程中,国际环境法的遵守问题都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多边环境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WTO规则,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渊源。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多边条约和条约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又相互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特发展形态。     

试论我国的行政追偿制度及其完善

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行政追偿制度,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致使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实施。为此,本文拟就行政追偿的适用条件、主体、追偿标准、追偿时效等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有益于我国行政追偿制度的完善。     

论行政执法中的的法律价值观冲突

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价值观是行政执法行为的思想基础和行为依据,直接影响着法律执行的价值状态。行政执法中的法律价值观冲突严重影响着价值观功能的发挥,制约着行政执法的效果。必须强化行政执法人员的法律信仰,确立解决行政执法中法律价值观冲突的基本准则。     

论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与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的界定

从“没收空调案”谈起,提出正确界定公安刑事侦查行为与公安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其关系到行政诉讼法受案范围。从理论上来讲,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在实践中两者又容易混淆。因此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有必要利用各种方法正确把握两者的界定问题。     

行政裁量法律控制研究

对行政裁量法律控制机制进行研究,论证了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在分析我国权力机关进行监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应当借鉴一些国家实行的议会监察专员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加以改造使之符合我国的法治实践,对完善我国权力机关对行政裁量的监督提供了参考思路。在论证行政机关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时重点放在行政程序对行政裁量的法律控制上,对行政程序控制行政裁量的回避制度、听证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参与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职能分离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具体分析了司法机关对裁量的法律控制,提出了行政裁量权属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能审查,行政裁量属于行政权的运用活动、司法机关可以审查的观点,说明了审查的范围只限于行政裁量的合法性,在认定滥用职权的主观方面时主张采用“过错推定”的原则。结束语说明现代社会对行政机关提出的是积极进行行政裁量更好地为社会服务的要求,现代行政法上的行政裁量制度是以有效发挥行政裁量权的积极作用为目标。提出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公务员的依法行政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应当是解决行政裁量问题的最终途径,完善岗位责任制、发展责任控制模式是对行政裁量进行法律控制的最佳方案。     

中国行政法律文化30年演变与发展

行政法律文化是行政法治的灵魂,一个国家的行政法律文化,直接影响着该国行政法治的水平。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的行政法律文化正处在由传统到现代的历史性嬗变过程中,即由权力本位逐步在走向权利本位;管理行政理念正在让渡服务行政理念;行政法治理念亦在渐渐取代行政人治理念,责任政府理念、民主政府理念、诚信政府理念等已成为民众的内心渴望和追求。现代行政法律文化逐步形成,并进一步繁荣、发展,推动着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     

《森林法》修改的几个问题

作者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修改的基本思路,主张修改后的《森林法》应该成为森林资源法律子体系中的核心法律,林业行业的基本法律,即全面反映当代新型林业和森林资源在我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建设中重要地位和全面作用。认为在修改《森林法》时,必须坚持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体现当代环境资源法的基本理念,在有关问题上与国际法接轨,认真总结和吸收国内有关环境资源和林业的法制建设经验。《森林法》修改应该建立在对森林的性质、特点和作用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实存在的森林资源环境问题,突出森林保护和森林生态建设,加强对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的采用,加强对公众参与等社会调整机制的采用。     

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精神权利

精神权利作为行政侵权的客体经历了一个不予承认到给予承认,从最初的采取限定主义原则到后来的非限定主义原则的过程,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的行政侵权制度并未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很不完善。在我国建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金制度是必要的,为了切实地保障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权利,应当遵循全部赔偿的原则,而且要对赔偿数额进行量化。     

试论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转型

在计划经济时期公安行政执法取得了很大成效。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在转型,政治体制在完善,政府职能在转型,为此公安行政执法必须加快转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的合法化进路

对待现代国家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的合法化问题,有一种形式法治主义的主张,即通过民主代议机关的合法化模式。这种模式在方法论上有单一原因论、理想的形式规范主义和绝对的建构理性主义之倾向,它在解决当下中国行政组织无序的诸多问题方面力有未逮。而在实践中,另外一种可以称为开放反思的合法化模式的进路,以其多向原因论、经验的实质规范主义和复合理性主义之方法论倾向,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并非彻底否定民主代议模式,而是传统主张之外的一条比较贴近中国现实的合法化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