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对公安刑事执法中违反诉讼程序现状探析

长期以来 ,我国司法界对程序法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在公安刑事执法中 ,总是以实体正义与否为标准来判别某一诉讼结果是否正义 ,违反诉讼程序的现象十分普遍。主要原因 :1 封建人治传统影响 ;2 忽视程序法的独立价值和程序本身的正义性 ;3 侦查模式和侦查人员素质的制约 ;4 《刑事诉讼法》立法的不足 ;5 缺乏对办案程序的合理监督。对策 :1 确立程序法与实体法并重的观念 ;2 设立程序性后果 ;3 增强执法人员的人权保障意识 ;4 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 ;5 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6 提高执法人员素质等。     

澳大利亚议会的立法方式

澳大利亚宪法没有规定议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力时的具体操作程序、标准和范围 ,这为参议院和众议院的代表行使立法权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参众两院的代表从各自的政治倾向和社会利益出发 ,在立法过程中 ,以民主、正当、公平、合理为基础 ,不断形成新的立法方式 ,这些方式对议会立法活动既有积极的作用 ,也有消极的影响。     

论税收法定主义

笔者对“税收法定主义”加以语义分析,在此基础上对税收法定主义的具体内容进行了归纳总结,以引起立法者对税收法定主义的重视,并希望能在在适当的时机将其明确在宪法条文中,从而对我国的税收法治的完善有所裨益。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诉讼价值的冲突与抉择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确立一个多元化的程序价值体系 ,在具备程序性价值和工具性价值的同时 ,还应尽可能地保证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在不同诉讼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 ,应不将实体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唯一目标 ,也不再将“有罪必罚”作为刑事诉讼的最高目标 ,但同时应注意将排除规则对程序公正的追求和对当事人的权利的保护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     

重构我国行政诉讼类型之设想

行政诉讼类型化是20世纪以来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发展的共同趋势之一。行政诉讼的类型化有助于公民诉权的切实维护和行政法治进程的推进,因而是一国行政诉讼制度变革的核心问题。我国的行政诉讼类型比较单一,难以回应司法实践的需求。为此,必须在借鉴域外经验和关照社会现实的基础之上,重新构建我国行政诉讼的基本类型。     

动荡与发展:民国时期民事诉讼制度述略

民国时期的民事诉讼制度建设,以清末修订的《民事诉讼律》为基础,但由于时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又呈现出一种与清末不同的景观。仅就立法技术层面而言在改革的方向、进路等许多方面,当前的民事诉讼制度变革都与民国时期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因此,对民国时期民事诉讼制度发展历程的回顾和检视,有可能为当前的改革提供某些有益的启示。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及其新发展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法律适用既包括仲裁程序法的适用,又包括仲裁规则的适用,两者既有联系而有所区别。当事人和仲裁庭享有适用仲裁程序法与仲裁规则的选择权与确定权已得到多数国家仲裁立法的肯定。非内国仲裁理论的提出与发展是对"仲裁受仲裁地法支配"的传统观点的冲击,它在未来的国际商事仲裁实践,尤其是网上仲裁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论立案审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

刑事案件立案审查阶段公民人权的保障,无论是立法、司法的实践,还是理论研究本身,都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公民在立案审查程序中的人身权利缺乏有效保障的情况比较严重。其深层的原因依然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利益冲突。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的法外审查,一方面实现着诉讼程序难以完成的揭露和证实犯罪的任务,另一方面又极易违背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宗旨,抵消刑事诉讼程序本身所企求实现的部分价值。为此,应当将健全刑事诉讼法制,维护公民诉讼中合法权益的努力延伸到立案前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查过程。     

对“检警一体化”的思考——从侦查程序监督机制优化角度考察

目前中国的侦查程序中不存在典型的“控、辩、裁三方相互制衡”的诉讼形态,带有极强的行政职权主义色彩。侦查程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改革目标难趋一致,成为刑事诉讼改革的焦点。实行检警一体化,实现两者职能的紧密结合,切实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