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法修改给民事检察监督工作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拓展了民事检察监督范围,增加了检察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民事检察监督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期,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论人民警察行使武力行为的条件

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和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有关人员,以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遭遇危险情况时,可以行使枪支警械等武力行为,由此给违法犯罪人造成相应损害的应当排除其犯罪性,这种武力行为在起因条件上主要包括职务上的防卫、制止违法犯罪活动、执行抓捕三种情况,同时还要符合主观条件、限度条件和程序条件。     

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中的临时接管程序研究——从“内蒙古西乌旗政府临时接管民营热电企业案”切入

在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的实施过程中,当公共利益遭受或面临重大损害时,监管者有权采取临时接管措施来保障公用事业运营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然而,实践中的临时接管操作存在着程序倒置、程序缺失、程序失调等重大的程序瑕疵.公用事业特许经营临时接管程序法制的缺失,加剧了政府临时接管行为的合法性危机.危机消解的根本之道在于强化临时接管程序的立法规定,通过对申请、听证、决定、启动、执行、终止六大程序的系统建构来约束政府的临时接管行为,保障各方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     

我国不宜草率采用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制度有利亦有弊 ,我国不宜草率采用沉默权制度。应当正视不同国家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的现状不容忽视 ,沉默权制度并非遏制刑讯逼供的唯一药方     

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之构建

刑事司法实践中"一捕到底"、"久押不决"、"不当羁押"等现象时有发生,严重背离了羁押的初衷,侵害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利。修改后的刑诉法在对现行羁押措施进行重新审视之余,确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承继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刑事诉讼原则,填补了我国在羁押救济规则方面的立法空白,强化了检察机关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超期羁押和不当羁押的发生,也有力地保障了被羁押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新刑诉法过于原则性的规定,制约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实际操作,使其成为毫无强制力和生命力的"摆设"。因此,无论是从被羁押人权利保障的角度,还是从公安司法机关权力相互制约的角度,都需要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进行严密的设计,以增强该机制的司法适用功效。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及界限

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指专家辅助人帮助委托方参与刑事诉讼鉴定意见的质证、提出专家意见所体现的一种职业上的偏向。新《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并未明确专家辅助人的倾向性,不利于其属性的完整。因此,应当比较外国为平衡专家制度属性所进行的相关制度设计,定位我国刑事诉讼专家辅助人的＂相对二元化倾向性＂及其法律界限、科学界限、道德界限,以及这些界限的制度保障。     

法治政府建设的程序主义进路

中国当前的法治政府建设进路存在重内部机制、轻外部机制，重实体权限设定机制、轻程序规范机制，重事后救济和追责机制、轻过程规范机制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对在国家权力结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结构中都过于强大的行政权形成有效的规范制约。行政程序作为来自外部的、规范行政权行使过程的规范机制，具有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消极控权功能和助推行政权积极行使的公共意志形成功能，中国未来的法治政府建设重心应当转向行政程序机制的完善。当前的分散单行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法治政府建设进路转型的需要，应当在总结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程序主义进路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从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尽早制定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法典，确立并实现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制度化，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     

我国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体系化构建——以效率为价值导向的思考

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相较于以公正为价值导向的普通程序、简易程序,速裁程序以效率为最主要的价值导向,具备程序更加简化、期限进一步缩短的特点。速裁程序在极大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仍存在着适用范围过于狭窄、程序阶段性衔接不足、侵犯被告人基本诉讼权利等缺陷。对此,应当坚持以效率为速裁程序制度设计的价值导向,总结我国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经验,借鉴域外成熟经验,构建贯穿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各个阶段的制度体系。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无疑是2012年修改刑事诉讼法的亮点之一.然而,立法中的确立并未能完全解决司法中的困境,而且随着新规则的运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究其原因,这除了与我国目前司法环境不够成熟有关外,也有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自身不够完善和精确的原因.目前,我们应当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上逐步地推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施.     

程序正义视野下的侦查公开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代表了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双重性，同时也是侦查制度所要追求的最大目标。侦查公开作为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必然要在兼顾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之间寻找一个最佳平衡点。本文从侦查公开的法理基础、侦查公开的必要性角度出发，引进行政法的相关原则来探讨如何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寻求这样一个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