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未成年人诉讼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及其合理性研究——以未成年犯作为特殊被害人为视角

将未成年人诉讼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概括为被害人主体地位的回归、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当原则从绝对到相对的理念转变以及恢复性理论、平衡理论或叙说理论都是存在问题的,为在我国的未成年人审判中引入刑事和解寻找一个坚实而科学的理论依据,尚需学界同仁的坚苦努力和不懈探索,在当前,可以暂且将在我国的未成年人诉讼中引入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建构在合理性之上。     

论警察的社区照管紧急权——以美国法为范例的考察

警察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可以行使紧急权力。以美国法为范例,介绍了美国法院有关执法紧急权和社区照管紧急权的相关规定,考察了警察社区照管紧急权法律界定及运作原则。     

海事诉讼法登记债权的确权程序中的几个问题

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相关条文和海事诉讼司法实践,分析探讨了海事法院裁定强制拍卖船舶公告发布后或海事法院受理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公告发布后,登记债权的确权程序中存在的几个问题,指出了法律规定中的矛盾和不足之处,提出了相应的立法修改的建议。     

论民事权利的剥夺

以我国现实事实剥夺民事权利的现象为例,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对普通人和罪犯哪些民事权利可以剥夺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民事权利剥夺的程序保障和被非法剥夺时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笔者认为:普通公民必须经司法判决才能剥夺民事权利、被判处监禁时的某些民事权利的当然剥夺、在押期间经司法裁判才能恢复被当然剥夺的各种民事权利。     

对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之理性思考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不能简单地将“职业报复”归咎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要根本消除“职业报复”这一现象,必须从改变不合理的刑事诉讼制度作起。     

法院改变罪名如何运作——兼与提出设置罪名改变通知程序的龙宗智先生讨教

对于法院能否改变罪名的问题学界和实务界争议教很大.龙宗智先生认为因为立法和司法解释已将判决改变罪名的权力明确赋予法院,固而法院改变罪名就不是法院有没有权力的问题,而是如何具体运作的问题,即是一个程序问,从而建言应设置一个罪名改变通知程序来进行具体运作并进一步论证了其合理和可行性.该程序具体运作由于庭审结构畸变导致法理上的不合理,条件上的不支撑,实践上的不可行,实效上的难如愿.对协商无效后作出无罪判决更为理性.     

论举证责任的不可转换性

举下责任问题在民事诉讼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国内通行的举证责任转换理论模糊了举证责任的本来含义和法律性质，有必要在法理上进行澄清。举证责任虽有二重含义，但其本质含义应是客观举证责任，即指在作为裁判基础的某个事实真伪不明时，依照预先规定的裁判规范由当事人所承担一种责任。在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是由案件的性质决定的；当案件的性质确定之后，举证责任即被确定，它在诉讼过程中是不可转换的。     

析对知识产权客体法律确认性的适度突破--变"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和法官确认"

因为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所以需要法律的特别确认,这是知识产权客体种类与物权客体种类认定的重要不同之处,这一特点在今天的信息社会已经显得有些滞后,难以满足不断出现新型知识产权客体的需要.为弥补这一缺陷,应进行制度创新,即变单纯法律确认为"法律确认为原则,法官确认为补充".所谓"法官确认"是指由法律界定知识产权客体种类认定的法定标准和法定程序,当有侵权行为发生时,权利人可请求法院依据该标准和程序对涉及的争议客体是否为知识产权客体依法作出认定.笔者认为,应将信息性、创造性、可复制性、实用性、私有性和有益性作为知识产权客体认定的法定标准.     

关于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指导思想之反思

“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指导思想。但是实践中一直不能解决的“申诉难”、“再审滥”等问题的存在却一再对该原则提出质疑。原因是通常所谓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在民事司法中缺乏现实基础和具体操作性;进一步,真正的“实事求是”要求尊重民事诉讼的独特规律,对生效裁判错误区别对待,而不是机械地“有错必纠”。总之,民事再审制度之改革与完善,要求我们必须对这一原则进行重新认识和创新     

“正当程序”作为行政程序司法审查标准的立法建议

《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将导致撤销或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法》对行政程序的要求改变了"重实体、轻程序"的执法模式。把"法定程序"作为司法审查标准有很大局限性,本文建议将司法审查标准提升为"正当程序"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