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民族文化对员工行为模式影响的研究——基于大连中韩合资企业的调查

民族文化对该民族成员行为模式产生影响。本文通过对中韩合资企业员工民族文化的调查,发现其民族文化不尽相同,从而使两国员工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这对中韩合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某些影响。本文基于两国员工民族文化及受其影响的行为模式,探讨中韩合资企业管理方法选择问题。     

"找案源":司法逻辑的场景式解读

真实的司法逻辑存在于真实的司法场景中,这与理论上的短歌长吟必然有所区别。在看似悖逆司法规律的“找案源”场景中．司法机关受到经济利益、部门地位、考核要求以及体制需要等诸多动力的推动,从而呈现出除法律人判断之外的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等诸多逻辑形态。这些逻辑的运用构成了司法活动的复杂性。如何看待、理解并对之进行反思,将成为正确认识和改进中国司法机关行为的重要依据。     

自我救赎与伦理情怀——《布朗德》中的道德困境与伦理选择

作为一部伦理悲剧,《布朗德》围绕着“母亲抱憾西归”、“幼儿患病夭折”、“妻子绝望自杀”和“悬崖葬身雪山”的剧情而展开,其悲剧的根源在于他淡薄的伦理意识、偏执的自我中心,以及空泛的道德说教、伪善的道德行为,不切实际地追求“全有或全无”的宗教事业,逐步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从而多次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因而走向毁灭。文章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研究视角,关注作为牧师的布朗德同时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的多重伦理身份及其感情纠葛,探讨布朗德所遭遇的道德困境及其颇有争议的伦理选择。作家一方面以外部聚焦的叙述方式关注布朗德的道德行为及其布朗德周边人们对布朗德的道德评价,另一方面以内视聚焦关注着布朗德自我赎罪的心路历程。剧本围绕着布朗德的家庭、婚姻、亲情和事业等伦理关系而展开,由此讨论所引发的关于责任、义务、使命、孝顺、仁爱、仁慈、信仰、死亡、恐惧、绝望、自责、自杀、负罪、救赎等伦理命题,透视了戏剧人物的生命历程中对道德力量的渴望以及以死赎罪的自我诉求,体现了作者易卜生对于人类理想道德法则的追求与向往。     

The Impact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Police Officers’ Code of Silence and Integrity: Results from the Turkish National Police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ived seriousness of integrity violations and the impact of ethical leadership on integrity and the code of silence b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integrity violations are regarded by Turkish officers as serious offenses, as they are perceived by their colleagues in other countries. The study also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the code of silence among police officers. Finally, it suggested that leadership positively affects the integrity of police officers and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breaking the code of silence in Turkey. Based on the findings, policy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主权财富基金性质相关问题研究

近年来,主权财富基金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外学者对于主权财富基金的研究多从公司治理入手,鲜有学者对主权财富基金的性质属性进行论述。主权财富基金的性质关系到其发展方向以及治理模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主权财富基金的性质为出发点。重点阐述其“新型国家资本主义属性”与“理性经济人”属性,在此基础上指出二者存在的逻辑悖论。文章通过分析认为主权财富基金应当坚持“理性经济人属性”优先原则,采用“去主权化治理模式”,推动主权财富基金海外投资的商业化,避免附带过多的政治主权色彩。     

论人的双重生命与价值

价值表达的是一种以主体尺度为尺度的主客体关系,即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变化对于主体人的意义。人不同于动物的生命,人具有自然生命与自由生命的双重性。作为价值客体的双重生命,相对于价值主体的人与社会来说,其有个体、社会生命的延续的价值和创造价值的价值。正确认识人的双重生命与价值,对于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浅探

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内圣层面,要求为政者加强以“仁”、“礼”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在外王层面,孔子主张通过恢复和重建尊卑有序的西周政治层级,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教化民众,以实现一种纯以道德礼教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想社会。     

马克思自然观的以人为本与生态取向

马克思自然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处处体现着以人为本的思想。马克思始终把人、人的实践活动、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作为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出发点,认为人作为相对于自然来说的主体性存在,既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目的,又是惟一可以依靠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自觉能动的调控者。生态取向正是马克思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现实依归。马克思认为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是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必要条件,同时他强调主体能动性的发挥必须建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并指出随着生产关系的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能够通过全社会的共同控制,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马克思的自然观并不因为主张以人为本而陷入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相反,它避免了生态中心主义因主张消极适应自然而陷入生态保护的空想误区,从而在更现实、更科学的基础上体现了自觉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生态取向。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大学伦理精神与大学自治

在传承知识、寻求真理、学术自由、思想自由等基本伦理规定性基础之上,大学所具有的人本、宽容、开放、批判性等伦理精神,为大学自治提供了一般价值合理性依据.源于西方的大学自治经验,只有完成与中国既有社会文化等制度环境的接榫,才能推动中国大学自治实现从理念到制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