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名与实——以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路径

实现一种以应然性价值共识为指导,再返回到实然性的规范宪法主义,从而为当前政治治理的正当性提供证立与阐释,是规范宪法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国概念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兼具形式法治国和实质法治国的内涵。从形式上看,包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统合下的规范实质,仍然体现普遍法治的基本要义,须强调法治与宪法、人权的内在关系。站在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对宪法文本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分析,有利于为当下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价值·目标·途径:社会治理创新的系统思考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标志着执政党治国方略的重大转型。社会治理创新必须以公平正义、多元协商、合作共赢为价值基础,依循法治化、制度化的途径,建设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为国民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治理创新只有从价值、目标和途径等维度进行系统思考、统筹推进,才能不断提高其科学化水平。     

法治思维视阈下的虚拟社会警务工作

法治思维是指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公安机关既是法治思维的首要践行者,又是社会法治思维形成的重要推动者,在开展虚拟社会警务工作中同样必须积极践行法治思维,从思想认识上准确把握法治思维的基本内涵,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摒弃与法治思维相悖的观念与做法,坚持法律至上,推行程序公开,维护公平和正义,切实保障公民权利,扎实提升公安机关的涉网执法水平。     

法治目标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

公益诉讼中,民事公益诉讼保护的对象、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尚未规定明确,这导致司法操作的困境,不利于法治中国建设。应进一步明确收案范围,明确提起诉讼的主体范围,建立配套机制以保证公益诉讼的顺利进行。     

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事诉讼法的两项基本任务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必须要以平衡这两项任务为切入点。非法证据包含非法的实物和言词证据,两者所适用的标准虽不尽相同,但其基本落脚点都是在于平衡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这两项基本任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确立时间较晚,发展也并不充分,但随着理论学说和实践应用经验的不断丰富和修正,尤其是在立法、启动程序、审查时间、证人证言质证、相关人员的追责等几个方面加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定会再次获得有一个质的发展和飞跃。     

“无意入镜者”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以公共场所的个人信息权益为视角

随着科技的发展,公民更加频繁地用镜头记录其日常生活。在公共场所,拍摄者有可能也将他人摄入镜头之中,构成了"无意入镜者"的情形。我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并未将"无意入镜者"在公共场所中的个人信息权益与非公共场所的个人信息权益进行区分对待,无论个人信息是否属于私密,都可以得到保护。在"无意入镜者"个人信息权益与拍摄者权益平衡的问题上,应对我国《民法典》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的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告知同意规则进一步做出解释。公共场所本身的属性,意味着"无意入镜者"存在自行公开个人信息的可能。对于被认定为自行公开的个人信息,拍摄者无需再取得"无意入镜者"的同意。除此之外,在公共场所中,履行告知同意义务既应当像服务提供商或者公权力机构采集民事主体个人信息一样严苛,同时可以适用默示同意的推定行为的空间而无需取得"无意入镜者"的明示同意。     

行政法治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

本文讨论的基本命题是: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有效监督是行政法治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针对长时期以来我国抽象行政行为领域所表现出来的监督缺陷,本文认为应该寻求根本的、长效的机制来解决问题,提出和论证了在进一步开展原有立法监督和行政监督制度资源的同时,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即将我国司法审查的范围扩大至非法源性抽象行政行为的领域,并在理论上分析了引入这一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法治”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继受及其意义

“法治”在当代中国逐渐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从中国具体法治实践看,无论在学界还是法律实践部门,尽管都在使用“法治”概念,但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法治国”或“法治主义”的继受,这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如何实现走出继受,建构起拥有自己发展个性的法秩序模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义不容辞的使命.     

公民诉讼代理：立法者的艰难抉择

基于对公民诉讼代理弊端的考量,2013年《民事诉讼法》对公民诉讼代理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种限制违背了实事求是和法制统一的立法原则,阻碍了公民诉权的行使。诚然,公民诉讼代理需要规制,但这种规制不能矫枉过正、因噎废食,违背法治精神。     

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结构与困境

不同于既有的条件形式说、历史制度说,结构同样是影响乡村治理的重要变量。从结构性视角出发,以湖北省秭归县为研究对象发现,影响村民自治重心下移的结构性要素可归纳为单元结构、利益结构、权力结构和规则结构等四类。其中,单元结构是自治重心需要下移的基础,利益结构是自治重心能够下移的核心,权力结构是重心下移后自治有效运转的关键,规则结构则是重心下移后自治正常运转的保障。但重心下移后的村民自治依然面临着新的结构性困境与挑战,如动力机制缺失、人才接续不足与再度被行政化。基于此,各地应在乡村振兴背景下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有针对性地破解上述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