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

我国《公司法》专章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包括股权内部转让自由、股权外部转让受限、股权转让的记载与登记、股权的强制执行、股权回购、股权继承六项制度,标志着我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的基本完善。但该制度仍存在一定不足,应从瑕疵出资股权的转让、转让部分权能的股权转让、侵犯股东优先认购权的股权转让、非协议转让股权等几方面进行完善。     

试论我国信用证立法中的保证制度——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六条

信用证业务在对外商事贸易活动中广泛运用,但信用证立法在我国尚属空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为信用证立法奠定了基础。《规定》第16条的＂保证制度＂与《担保法》中关于保证人的抗辩权规定不相一致,通过对《规定》和《担保法》中的＂保证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结合《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UCP600）,认定《规定》中的＂保证制度＂是构建于《担保法》基石之上融合信用证特性所形成的一种特殊保证制度。     

和谐社会下的监狱刑罚执行制度研究——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语境下,我国监狱行刑主体单一的现状必须进行改革,应导入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即让罪犯、非政府组织（NG0）、包括受害人在内的公民和监狱在监狱行刑活动中拥有相应的话语权。这是监狱本身具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责任、公民社会发育渐趋成熟等诸多方面的必然要求。在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的路径选择和模式构建上：一是要解决法律的挈肘,修改或补充法律条款：二是要立足我国监狱行刑实践．把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分为六个层次和三个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推进行刑改革,以更好地实现人们对“新程序正义”的诉求和期待。     

论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所及的范围

基于检察监督理论和公益原则 ,检察机关应当具有一定的民事诉权。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所及的范围应当包括 :违反亲属法并损害或危及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 ;环境污染和产品责任等公害行为 ;垄断行为 ;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     

民国时期争取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社会思潮与观念变迁

清末民国时期,男女平等思想发展、传统宗族制度衰落以及现代婚姻家庭继承理论和思潮的传播,促成了中国传统女子财产继承权的近代嬗变。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争取女子财产继承权的社会思潮和观念变迁巨大。     

论量刑程序中的法官自由裁量权

量刑阶段法官自由裁量权是直接影响被告人人身、自由权利状态的一项司法权力。由于法律的概括性、模糊性、滞后性等原因,导致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范围过宽,幅度过大。同时立法水平的限制,现行法律缺乏一个统一、详尽、具体的量刑标准,从而有可能破坏司法公正。然而自由裁量权在审判过程中是无可避免的,因此只有从加强司法解释,确立统一量刑规则,定罪和量刑程序分离,建立检察官量刑建议权等方面予以适当规定,才能更好的发挥其积极作用,为实现量刑公正提供保障。     

行政法上请求权的体系及功能研究

行政法上的请求权源自于公权利,请求权作为公权利的一种类型,其权能覆盖整个公权利。行政法上的请求权可以分为原权型请求权和救济型请求权。原权型请求权包括给付请求权、行政合同上请求权、公法上无因管理请求权、公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和行政程序参加请求权,救济型请求权包括防御请求权、损害填补请求权和确认请求权。各种请求权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了对公民的严密保护。请求权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联结起来,对于确定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判决类型以及行政法规范的体系化具有重要作用。     

按份共有分割请求权若干问题研究

基于对按份共有分割请求权的整体思考，理论和实务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共有分割请求权的性质，分割协议的性质、分割协议达成与否对诉讼分割的影响、分割协议上的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诉讼分割中的拍变卖分割方法、分割请求权的代位行使，分割请求权所受限制登记和动产查封的限制，分割请求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即分割效力的发生、法定抵押权的设立、对共有物上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等。     

少数民族占多数的地区公务员考试平等权问题——以广西河池市公务员招录为例

文章以广西河池市的公务员招录加分情况为例，用实证的方法分析并认为在少数民族占多数地区的地方公务员考试中，给在当地占多数并且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优势的少数民族考生加分，对于当地占少数的汉族考生而言并不适当。人事部门应坚持比例原则，分情况予以对待：全国范围内以及少数民族占少数的地区公务员考试中，仍需给予少数民族适当照顾；而在少数民族占多数、优势的地方职位招考，则不宜再给少数民族加分。在具体加分的尺度上，应综合少数民族和汉族占当地总人口的比例和发展水平的不同情况做出决定。     

我国律师在场制度的理论起点分析

律师在场权从表面上看只不过是扩大了律师的一项诉讼权利，而实际上它是公民权利的一种延伸。建立律师在场制度，是现代国家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是人权保障的基础；是我国吸收“控辩式”诉讼体制合理因素的又一项改革措施。因此，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这一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建立起科学、完备的律师在场规则，必将对我国整个刑事司法体制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