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优先权的含义及其立法安排

本文以外国民法典优先权的规定为基本素材,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现有的法律,对优先权的一般原理、立法安排等基本问题做了初步探讨。本文认为优先权应为优先受偿权,建议我国将来制定民法典时,把优先权与债的其他担保制度、登记制度等纳入民法典的最后一编,命名为权利的保护方法编。在立法技术上,可采取一般立法和特别立法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查账权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股东查账权与公司经营权之间存在冲突，协调两者的关系至关重要。判断股东查账行为目的正当性为重要的法律规制手段。股东可以委托他人协助查账，前股东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行使查账权。立法应赋予股份公司股东查账权，应把查账范围扩大到原始凭证，应允许股东复制会计账簿和原始凭证，股东应免费查阅、自费复制。     

法价值对物权变动模式选择的影响——安全与效率的博弈

交易安全和经济效率都是法的价值目标,二者之间是此消彼涨的关系,交易安全作为社会本位的法理念,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应受到优位保护,这也是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而效率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是二元化立法模式的首要价值目标,法律作为调控、规范社会秩序的手段,理应对效率给予必要保护。基于对不同立法价值的追求,物权变动二元化立法模式的建立是切实可行的。     

房屋租赁权法律性质研究

房屋租赁权是一种债权的物权化还是一种债权或者物权,历来争论很大,通过正反论证、类比论证、利益衡量的方法,对将房屋租赁权定位为债权的物权化这一学说进行质疑,可以认为房屋租赁权是用益物权。     

特定责任人的紧急避险权——基于上海“7·17”特大火灾的思考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紧急避险被规定为是一种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职责的人。但是现阶段我们不能绝对地否定特定责任人员紧急避险的权利。同时为了避免特定责任人员借紧急避险来规避自己应该承担的职责，应对特定责任人员的紧急避险权利作出一定的限制。     

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法律思考

公益诉权是指进行公益诉讼的权力。所谓公益诉讼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对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请求人民法院进行纠正和制裁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为了纠正公共性违法行为,保护公共利益而采取的一项司法救助措施。     

侦查讯问中人权保障问题研究

人权保护问题是各国刑事诉讼中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就侦查讯问活动本身的特征而言,带有较强的利益冲突性,也就是说,在侦查讯问活动中,双方的较量和斗争反复出现,直到犯罪嫌疑人转变态度或被制服,案情真相大白为止。而这种冲突具有不平等的一面,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往往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突出表现在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不足。在进行比较法考察之后,笔者提出了我国现代侦查讯问制度的构建。     

文本·实践·语境:公诉证据标准的现代性诊断

公诉证据标准与其他配套制度机制一同维护着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方面,在理论上,公诉证据标准并非一个独立的论题;另一方面,在比较法上,当今中外刑诉制度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没有高下之分,均必须遵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逻辑。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辅证了这一制度逻辑。反观我国,当前承担公诉权合法性功能的配套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公诉权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较高程度的公诉证据标准和较强程度的犯罪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过高的批评,似乎未中要害,急于降低我国当前的公诉证据标准,不仅缺乏程序制度基础,而且会挫动公诉权的有效性,并最终损及公诉权的合法性。     

从国际法角度看受教育权的权利性质

国际人权法主要文书的内容和精神都表明受教育权是一项基本人权而不附带任何义务,战后各国的国内法的修改也表现出接受这种精神的趋向。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要求国家承担起相应的义务。我国要顺应国际人权法发展的要求,在条件成熟时对宪法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删除公民有受教育的义务的提法。     

论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与仲裁制度的结合是历史的必然。但是,关于知识产权纠纷的可仲裁性问题,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定,其本身就属于国家选择的层面。我国可以根据我国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等问题对其范围进行限制,但不应限制过多。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与仲裁机构的专门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应该加强知识产权仲裁机构的专门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