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作为模版的文化--格尔兹文化理论述评

格尔兹的文化理论汲取了现象学和韦伯社会行动理论及日常语言哲学的学术养分,倡导将文化作为一种组织社会和心理过程的"模版"来进行研究,并强调社会行为分析在其中的重要意义,从而突破了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结构主义人类学的理论局限.同时,这一理论也因最终无法解决精细描述与理论抽象之间的矛盾而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     

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对最高院《关于〈刑法修正案(八)〉时间效力问题的解释》之反思

从旧兼从轻原则不仅适用于定罪量刑,还适用于刑罚执行,因此,《解释》中无论是关于定罪量刑的规定抑或是关于刑罚执行的规定,都必须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然而,《解释》的8个条款中竟有4个条款突破或僭越了从旧兼从轻原则,而且,《解释》对刑法的"从轻"适用,并非整体适用某一相对较轻的法律,而是选择适用数法律中对于犯罪人有利的法条,实乃从旧兼从轻原则之"不能承受之重"。反思《解释》,司法机关应严格遵循《刑法》总则第12条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来决定适用新旧法,同时,在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时,应整体适用"轻法"。     

刑法修正案（七）“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解读

非法传销活动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活动尚未完全纳入法律调控时期出现的一种经济失范现象，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为此刑法修正案（七）增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一新的罪名。然而，正是因为两级最高司法机关曾经的司法文件对该种行为有截然相左的意见，所以在刑法修正案（七）明确了该种行为的罪名。那么如何正确适用法律的规定，不仅仅是司法问题，更有必要在理论上对其进行必要的解读。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合理性——基于言伴语境理论的考察

只有在特定语境下才能达成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言伴语境对意义生成具有重要作用。法律解释的言伴语境是当下案件事实。法官处理案件时在其前见的指引下根据法律规定选择、建构案件事实，根据案件事实赋予法律文本以语用意义，并且在语境和文本、案件事实和法律文本之间的多次循环往复中实现解释者和文本的视域融合，使法律文本的意义不断丰富和完善。刑法未规定期待可能性，但对其适用体现了言伴语境对文本意义的作用，因而其存在具有合理性。适用该理论不会打破法律的安定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平衡，法官因此而行使自由裁量权不违背现代法治精神。     

On predic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recent moves in political science that emphasise predicting future events rather than theoretically explaining past ones or understanding empirical generalisations. Two types of prediction are defined: pragmatic, and scientific. The main aim of political science is explanation, which requires scientific prediction. Scientific predic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entail pragmatic prediction nor does it necessarily refer to the future, though both are desiderata for political science. Pragmatic prediction is not necessarily explanatory, and emphasising pragmatic prediction will lead to disappointment, as it will not always help in understanding how to intervene to change future outcomes, and policy makers are likely to be disappointed by its time-scale.     

司法解释概念的认识论分析

人们在不同的论域中使用司法解释概念:权力说与手段说的司法解释、理性与非理性的司法解释、方法论与本体论的司法解释。从认识论角度看,不同的概念又具有共同之处。司法解释活动本身就是一种不同于反映性认识的解释性认识活动。司法解释体现了认识性活动与实践性活动的统一,法官司法判断的方法论与本体论的统一,理解、解释、论证、应用等阶段性活动的统一。     

三论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应用于刑事辩解和刑事推定的知识论阐释

"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作为分析工具,可以对被告人的刑事辩解问题和刑事推定问题进行知识论的解释。解释结果分别是,被告人刑事辩解可分为纯粹的权利型和纯粹的义务型两种,认为刑事辩解既具有权利性质又具有义务性质的观点,似是而非;违法阻却事由和责任阻却事由的刑事辩解,是否需要被告人承担客观证明责任,由我国特有的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和刑事诉讼结构来确定;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需要分析我国刑事推定特有的语用环境,刑事推定的语用分析是其语义分析的充分必要条件。应当把刑事推定的转换证明责任规范功能,作为刑事推定规则的主要功能定位,以此确定刑事推定的合理语义。对此有两种理论选择,激进的做法是直接取消刑事推定的概念,因为此概念既无用也有害,可以用"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概念来代替有关刑事推定问题的分析;温和的做法是改变学界多数学者遵循的从"语义"到"语用"的研究路径,应反其道而行之,由"语用"到"语义"来进行研究,这是克服学界在刑事推定问题上众说纷纭、确定刑事推定合理语义的适当办法。作为分析工具的"被告人的客观证明责任",有着自身的理论适用范围以及相应的理论分析局限。     

从法院判决的稳定性解读法律运行的不确定性

对同一案件事实,相同的诉讼证据,不同的法官为何会有不同的认定?同类的案件,相近的事实,为什么不同的法院会作出截然相反的判决?这种法律在运行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使立法者的立法初衷在法律实践中发生了各种形式的变异,就是法律运行的不确定性。本文将在现行司法体制的框架下,剖析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探讨降低法律运行不确定性的对策。以期降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对司法行为的不当影响,提高司法能力,构筑法治状态下的和谐社会。     

完善我国合同解释制度的几点思考

目前,我国在合同解释问题上存在诸多问题,如解释的目的不明确;解释的原则过于抽象而且缺乏层次性,具体的规则可操作性不强;解释的范围界定不合理以及未能准确把握解释的发展趋势。上述问题导致法官享有的裁量权过大。本文试从以上几方面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几点完善的建议。     

民事法律适用中的思维模式再构造

传统大陆法系法官所奉行的演绎推理下的三段论思维模式面对简单案件是有效的,但是在疑难案件的审理中,由于三段论推理所要求的逻辑严密性,普适性的法律规则难以保证三段论推理中大前提的"真理性",因此需要对三段论的思维模式进行改造,在法律适用中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在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的互动中,推动法律适用的进程,从而保证判决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