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信访问题重在源头治理

公安信访问题直接关系民生,关系到公安机关的形象。治理公安信访问题必须坚持眼睛向内,以"三个设定"的理念贯穿于公安信访工作,重点把握四个环节:一是加强领导,落实责任;二是防字当头,严密排查;三是完善机制,全警参与;四是以人为本,促进和谐。     

卫生监管长效机制建立路径探索

本文以北京市东城区为例，分析了卫生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结合国内外公共卫生事件的启示，旨在探索建立“内律——外督”的卫生监管长效机制，即把推动经营者诚信经营体系建设作为工作重点和工作创新的切入点，丰富监督管理手段，让“外督”更有科学性，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从而为长效管理保驾护航。     

论海上拖航向海上救助拖带的转化

海上拖航与海上救助拖带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海上服务 ,但在具体实务工作中 ,拖带双方对这两者的区别和联系的认识还存在很大的差异 ,以至自从海上拖航出现以来 ,因这一问题产生的争议及涉讼现象屡见不鲜。本文论述了两者的区别、前者向后者转化的条件及转化后的影响。     

影响我国当代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外部因素

随着政治全球化影响的逐步扩大,我国当代大学生政治价值观呈现出如下倾向：（1）政治态度基本正确但仍存在＂政治淡漠＂;（2）政治信仰基本坚定但仍存在动摇现象;（3）政治评价标准系统化但仍缺乏全面科学性。大学生在看到自身存在问题的同时,也应重视传统的外部因素和现代的外部因素给政治价值观带来的各种影响。加强大学生政治价值观的外部机制建设,应重视国家教育、家庭教育及学校教育,使这三种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共同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发挥积极作用。     

嬗变与重构: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分析

公共服务是国家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共服务模式经历了从"集权熔合—公平至上"型模式向"解制分立—效率优先"型模式,并最终向"多元竞合—均等共享"型模式嬗变的历程。模式转型意味着其内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以及技术选择的革新。回溯中国公共服务模式转型历程,有助于在中国语境下解析公共服务模式的转型,探寻其进一步创新的现实路径,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关系边界的重塑、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重构。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外部民主评议模式——对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再研究

通过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效率，促使政府更好地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对于地方政府，外部民主评议模式比传统的上级政府外部监督模式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现阶段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可以扩大民泉有序地参与政治，推动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承担地方建设发展责任，而不是一味靠上级政府的压力与刺激进行地方治理。     

论侦查制约权的立法配置与实践困境——以意大利法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最能体现诉讼模式价值趋向的莫过于侦查制约权的配置模式，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引入了许多当事人主义理念，建立起了以侦查法官为核心、检察官职能分立、律师广泛参与的侦查制约体系。然而，由于在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设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者和立法者，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立法的缺陷直接导致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缺乏实践基础，新法运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警官抵制检察官，法官抱怨检察官，律师无所适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局面。作为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而言，对意大利侦查制约体系的转型过程和实践效果进行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侦查制约权优化配置这一问题提供启示。     

中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原因探析

犯罪学意义上的知识产权犯罪是指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权益，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行为。犯罪行为的发生是犯罪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外因层面，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法制环境中存在的某些不利因素，为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提供了滋生滋长的土壤；在内因层面，犯罪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理论阐释了在知识产权犯罪巨额收益的基础上，诸多犯罪外因极大地降低了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成本．最终导致个体犯罪动机的形成。提高我国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完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以及大力改善执法不力的现状，是当前形势下知识产权犯罪防治之举的重中之重。     

名人广告中的“睡眠效应”分析

现在，名人广告在广告类型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广告主对广告有了更大、更多的期许，受众对广告也有了更多自己的要求。利用睡眠效应理论，对症下药，充分利用高可信性信源带来的正效果，积极地把低可信性信源的负效果转化为正效果，以真正提高名人广告的传播效果。     

How interest groups influence public opinion: Arguments matter more than the sources

Through what mechanism do interest groups shape public opinion on concrete policies? In this article, three hypotheses are proposed that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effect of the arguments conveyed by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effect of interest groups as source cues. Two survey experiments on the proposed 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TIPP) and the 2015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allow the testing of these hypotheses. The resulting evidence from several countries shows that, with respect to interest groups’ attempts at shaping public opinion, arguments matter more than their sources. This is so even when accounting for people's trust in the interest groups that serve as source cues and for people's level of information about a policy. The finding that interest groups affect public opinion via arguments rather than as source cues has implications for the literature on elite influence on public opinion and the normative evaluation of interest group activ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