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运条约冲突的解决模式——以联合国货物运输法草案为中心

针对联合国货物运输法草案诞生后海运条约冲突存在的必然性,分析草案制定历程中先后公布的6份文本所呈现出的三种海运条约冲突解决模式:回避模式、优先模式和退约模式。认为回避模式太消极,应首先予以排除;优先模式和退约模式,均只能解决部分条约冲突,同时没有虑及未来新的条约。提出改进之途在于应一并考虑后法优于前法原则、善意履约原则、条约相对效力原则,同时适当运用条约优先地位条款。     

商号与商标:权利冲突与解决

作者针对我国现行立法中对商标和商号分别予以保护，并由此而致的商号权与商标权的法律冲突问题，分析了冲突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两权冲突的途径。     

论我国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立法不足

虽然我国《反垄断法》制定工作长达十三年,但是有关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规定还是存在一些立法问题。基本控制标准的规定缺乏法律规范的必要指引性,给经营者的守法带来了困惑。修正控制标准的规定背离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标,这可能影响到执法的科学性。经营者集中控制标准的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它并不能够满足自然垄断行业的特殊需求。这些立法不足需要及时加以弥补与完善。     

论作为法律技术的连带责任——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2、13条及相关条文

作为法律技术的连带责任解决了围绕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行为而展开的共同侵权行为概念的争论。无意思联络数人在各行为人行为原因力可分的情况下,由其各自承担按份责任;在各自行为原因力不可分的情形下由该数人承担连带责任。后者虽与共同侵权行为一样均应承担连带责任,但两种连带责任却有着性质上的差别,共同侵权行为应该坚持传统的主观说。在主观说的基础上,共同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基于法律政策考量;无意思联络数人在行为原因力不可分的情形下承担连带责任乃基于法律技术考察。     

试论政府制度创新成效的价值性准则

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是考量政府制度设计成功与否的标准。如何衡量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效及衡量的标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本文认为,价值性标准是衡量政府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准之一,其中,公正、民主、法治与以人为本成为判断政府制度创新成效最主要的价值标准。     

我国秘密侦查法治化新探

尽管秘密侦查在打击黑社会、毒品等智能化、组织化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具有隐蔽性、易侵权性、当事人救济的困难性等特征,决定了其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为了使我国的秘密侦查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一种高水准的平衡,就必须实现秘密侦查行为的法治化。因此,我国应在借鉴国外秘密侦查立法和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通过刑事立法来规范秘密侦查行为,将其早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社区自治问题再探讨

社区自治是社会发展进程中为实现社区品质的提升而采取的居民自我治理的方式。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社区自治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然而治”到“自觉而治”的过程。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对自然而治的社区治理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梳理，而今天社区的复杂性决定了社区的自治已经不能主要靠“习惯”来解决问题。“自觉治理”成为社区自治的突出特点。充分认识今天的社区自治必须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这对于深化我国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外部民主评议模式——对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再研究

通过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效率，促使政府更好地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对于地方政府，外部民主评议模式比传统的上级政府外部监督模式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现阶段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可以扩大民泉有序地参与政治，推动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承担地方建设发展责任，而不是一味靠上级政府的压力与刺激进行地方治理。     

表见代理的经济分析

表见代理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效率,即以最小的预防成本预防表见代理纠纷的发生,从而促进交易并降低社会成本.表见代理是否成立,应当取决于相对人预防成本是否比本人的更大.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可界定为相对人投入了不低于最佳预防的预防成本.经济分析表明,表见代理的适用不以本人过失为要件.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建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作为治国方略都是动态的过程。怎样寻求两者的有机结合,重视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是人们应当更加关注的。本文从“机制”的词源意义出发,认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应当包括法治与德治的内在运行机制、二者相结合的作用互补与协调机制以及人力资源协调机制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