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隐蔽作证”制度的建构

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日益推进,证人出庭作证成为司法实践部门和法学理论界共同探讨的热门话题。其中,刑事诉讼中证人不出庭作证成了问题的焦点。从根本上讲,我国证人不出庭作证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措施,证人作证的风险过大,特别是在暴力犯罪以及“涉黑”犯罪中,证人一旦出庭作证,就存在被打击报复的风险。法律虽然规定了对证人的保护措施,但这种措施更侧重于事后救济,不能真正缓解证人出庭作证的风险。如何加强证人保护力度,促使证人出庭作证,从国内外司法实践来看,建立“隐蔽作证”制度可以成为一项重要的选择途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是与非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新时期适应我国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由刑法规定的一个新罪名,虽然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其问世后逐渐成为遭诘难最多的刑事法律条款,至今该罪的诸多方面既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也面临实践中的考验,因此还期待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     

刑讯逼供的证明机制

对刑讯逼供存在与否的证明属于程序性事项的证明,其证明同时涉及一般的证明标准和程序性裁判中的证明机制问题。刑讯逼供的事实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使对这种事实的证明在实践中很难完成,因此应当明确:刑事实体法追诉中的刑讯逼供证明的证明责任由新的公诉机关承担,证明标准也应于普通案件中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同时,法官不应承担证明责任。     

依法行政下的行政许可--以自由裁量权为视角

行政行为的自由裁量权不可忽视或否认,科学的态度是考虑如何将自由裁量权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行政许可存在自由裁量权,但应比其他行政行为得到更为严格的控制.而在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法律机制中,程序控制更应受到重视.     

法治——实现宪政的基石

法治是以法律的至上性和公正性为基础的一种法律体系.宪政是以法治为条件或环境,以宪法实施为依据的民主政治形态及其运行过程.法治是宪政的一部分,是宪政的必要基础,是宪政的基石.这是因为法治原则是宪法的基础原则之一;宪政的基本精神是建立有限政府,而法治正是其集中体现;法治是保障宪法实施的重要手段;法治观念的养成是宪政实现的精神条件.     

质疑袁红冰的《质疑不可质疑者》

质疑“以事实为根据”的若干论说本身就经不起质疑。案件事实是一个没有被界定清楚的模糊概念,它不仅指客观事实,也可指确证事实和法律事实。客观事实在诉讼中不可把握,但导源于它的确证事实和法律事实具有可操作性。“以事实为根据”是支持法治的原则,我们应当在分析的基础上坚持它。     

陷阱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犯意诱发型"的诱惑侦查不仅违反了侦查机关的职责,而且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为了抑制侦查权力的恶性膨胀,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应当允许被告人提出"陷阱抗辩",并且在举证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人就陷阱抗辨的主张进行举证,如果举证不能,应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反之,如果被告人能够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犯罪意图是侦查人员通过积极主动的行为引诱产生的,法庭应宣告被告人无罪.     

公司取得自有股份制度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取得自有股份的行为通常会涉及到公司自身、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多重利益。我国现行公司法中对这一制度的规定相当薄弱,在一定制度上影响到公司制度作用的发挥。我国未来公司法中的公司取得自有股份制度应在范围、资金来源、取得方式等方面进行修正与完善。     

解构与承继：《韩非子》法治理念的时代转换

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考察了历史统治经验,在先秦法家人物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法治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限于历史条件,韩非的法治理论显现出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工具性以及法治手段的极端性,这和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但是其中的法本理念、法不两适、法不阿贵等对现在的法治建设依然有积极意义.     

对我国姻亲继承合理性的再思考

根据我国《继承法》，不仅丧偶儿媳或女婿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后能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继兄弟姐妹间、旧社会形成的一夫多妻家庭中子女与生母以外的父亲的其他配偶间形成扶养关系的，也均互有继承权，该规定直接突破了世界通行的继承权仅在血亲及配偶范围内的传统基础。无论从继承权产生的基础，还是从姻亲继承产生的源流上分析，我国基于赡养扶助行为授予姻亲继承权都是对继承权基础的直接违背，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民众继承习惯的背离。通过对姻亲的赡养扶助行为与继承权关系的分析，找出合理的路径与渠道对其实施赡养扶助行为后的权益进行补偿，始为正确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