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美国现实主义法律思想的兴起

美国现实主义法律思想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以实用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而兴起的。它的主要主张是:依据不断变化的社会需要来变革法律制度。现实主义法律思想既认可立法机关的立法权威,又赞成适度的“法官造法”。现实主义法律思想的兴起在美国法制史上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其他国家的法制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国法庭治理刑讯逼供之反思与重构

刑讯逼供久禁不绝,侦查机关固然难辞其咎,但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程序控制机制“失灵”也是易被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法庭对被告人提出的有关刑讯逼供的抗辩几乎一概置之不理,不仅使本已有限的司法审查权虚置,而且使被告人根本无法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法庭在治理刑讯逼供问题上的“无能”表现,不仅有立法不周的原因,而且还有深层次的体制因素和思想根源———基于对这些制度化背景的认知与反思,构建程序性制裁制度,无疑是使法庭能够真正遏制刑讯逼供的最为现实的出路。     

论体育产业化发展与体育法制的完善

体育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内涵,基于法律调整的相对稳定性和社会生活的无限多样性,在我国体育产业化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若干法律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问题产生原因、具体特点的初步考察,提出完善我国体育法制工作的几点建议。     

拘禁索财行为之性质分析——由一则案例引发的思考

引诱他人发生性关系后,想以此为借口勒索钱财,却长时间拘禁被害人的行为如何定性,在司法实践中常有争议。在这个系列行为中部分行为与敲诈勒索罪类似,部分行为又和绑架相同。结合具体案情,两罪除了考虑主观方面和客体特征外,主要分析行为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胁迫情形,勒索对象等,关键在于具体分析行为人实施威胁的方式和内容,也就是说迫使被害人或其他人“心甘情愿”交付财物被告人的原因。     

农村法治化进程中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实现农村法治化,是依法治国战略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抓住了农村,也就抓住了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因为,在我国农村占有最广大的地理区域,拥有最多的人口,农村是最基本生活资料的终极来源,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地位。可以说,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没有整个中国的法治化,依法治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实现农村法治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还存在着许多的障碍性因素,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反劫制暴谈判中非警方因素介入的几点思考

在劫持谈判、暴力胁迫谈判案件处置中,非警方因素的介入对事态的发展有着广泛的影响,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非警方因素特指法律监督、媒体、公众力量、涉案关系人、其他官方力量等。在此,我们也对谈判层级指挥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探。     

论“政府由法律控制”的实现途径

现代行政控权的途径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基于行政权盲目扩张的控制新角度、基于行政权多样扩张的控制新方向和基于行政权底面扩张的控制新层面.     

论法治的整体性

法治的整体性是法治发展和法治研究中都必须关注而又被有所忽略的重要问题。尤其在具体法治的理论被提出以后 ,强调法治的整体性或整体法治 ,对于完善法治理论与全面进行法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具有内在结构、对外联系和发展过程上的整体性质 ,强调法治整体性的重要目的在于实现法治的整体优化 ,全面推进和建立法治。     

缺席的不同情形与缺席审判程序的完善

在诉讼实践中,当事人缺席有三种不同的情形,而现行《民事诉讼法》只对其中的一种情形做了规定,凸显出立法的先天不足。作者认为,应当根据缺席的不同情形采取不同的方式处理,而不应一律做出缺席判决。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增设预防和救济机制和专门的缺席审判程序来处理不同诉讼主体在不同的诉讼阶段缺席的情况,以完善我国缺席审判制度。     

股权出资问题研究

《公司法修改草案》将股权纳入出资形式当中,这一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公司法上,可以作为出资标的物应当符合两项标准:具有确定的价值和可以自由转让。股权作为一项综合性的权利,在不同的公司类型中体现出不同的特征。只有上市公司的流通股和非上市公司的社会公众股能够作为出资标的,而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则不宜作为出资标的。并且,《公司法》在承认部分股权可以作为出资的同时,也应当增设相应的救济措施,以弥补股权出资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