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山东省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较大,已成为一个需要高度重视的群体。特别是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占农村全部儿童的数量已达到一半以上。由于父母与孩子长期分离,家庭结构及其教育功能遭到严重破坏,给孩子的身心健康和行为规范等带来了一系列极其恶劣的影响。留守儿童的不良行为率比非留守儿童高24．50％,违纪率比非留守儿童高12．73％,违法犯罪率比非留守儿童高10．99％,并已达到令人吃惊的12．54％。因此,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予以高度重视,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切实为留守儿童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环境。     

刑讯逼供的法律结构原因和根本对策

客观真实论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合理的犯罪构成结构是侦查人员采取刑讯手段逼取口供的内在动因。必须实现审判权的完全独立,并加强审判公开,确立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完全主导地位,由法官对案件自由地进行实质判断和心证,才能降低证明标准,使侦查人员从对口供的极力追求中解脱出来,从根本上遏制刑讯逼供。     

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

国家作为股东之一的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进行的经济犯罪如何定罪取决于犯罪人的主体身份,对国有控股、参股公司国家工作人员的司法认定是当前司法实践中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本文从当前的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经验出发,对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公司的性质及如何认定国有控股、参股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论述,并对在司法实践中处理该类案件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单位证明的误区——论刑事诉讼中的单位作证中如何避免滥用证人权利

单位作证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其中尤以单位证明的使用最为广泛和富有争议。本文阐述单位证明作为诉讼证据使用的现状,并对单位证明作合法性分析,解读因单位证明的使用导致单位滥用证人权利现象的产生及成因,提出如何规范和引导单位作证行为,限制和约束单位滥用证人权利,以解决单位作证中遇到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X线计测法推断骨龄的研究进展

利用计测法推断年龄是指应用X线摄片技术,测量不同年龄人群全身不同部位骨骼相关数据,如四肢长骨、短骨及椎骨的长度、宽度、厚度,骨化中心面积、干骺端横径、骨骺端横径、骺线宽度、干骺比值等,经过统计学分析探讨这些测量数据与真实年龄（即生活年龄）之间的相关性,并据此推断活体年龄（即骨龄）。本文对有关掌指骨、腕骨、肱骨、股骨及颈椎骨推断骨龄的计测方法和骨龄推断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和总结,并对其应用价值和应用前景进行了初步探讨。     

试论被追诉人获得权利告知的权利——从遏制刑讯逼供的角度

获得权利告知的权利是被追诉者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与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共同构成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体现了权利制约权力的理念。本文从遏制刑讯逼供的角度,分别就该项权利的含义和内容、对遏制刑讯逼供的意义及我国立法在该项权利保障方面的不足和改进方向进行了论述。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组织成效

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组织绩效实现的问题,因此如何提高组织的绩效水平,是所有组织所必然关注的关键。本文从三个角度讨论了组织成效。首先是组织基本运行效能:从分工的效能、流程的效能解决组织运行标准化,实现如何降低组织对人的依赖性,并使平凡的人做出不平凡的业绩。其次讨论的是制度的效率问题:结果是行为产生的,而行为产生于动机,因此,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引导动机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方面强调了资源效率问题: 组织资源都是有限的,如何使有限的资源最大限度集中于组织最终成果,是组织成效中又一关键的问题。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目标管理是最有效的思想体系和方法体系。     

论监察案件的证据标准——以刑事诉讼证据为参照

监察证据无需转化便可直接获得刑事诉讼证据资格,但作为职务犯罪定案的根据,必须具备刑事诉讼证据的形式条件和实质条件。监察机关的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具有相同的性质和功能,监察机关调查取证虽然不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但必须参照刑事诉讼法的侦查取证规则。为保障调查取证的合法性,应当对调查活动进行合理规制,对于非法获取的证据应当按照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监察机关调查终结的案件,应当达到刑事侦查终结的证明标准,应当低于法院判决有罪的标准,但不能比其他普通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更高。     

“Experts by Experience”: The Involvement of Service Users and Families i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Innovations in Family Justice

Drawing o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policy, and practice, this article explores what is meant by service user involvement, how it has developed, and how it has been implemented across different areas of practice. Using examples from across the health and social care fields, it reflects on how the learning from other areas of practice in which service user involvement has been successful may be applied to the family justice field. The arguments presented highlight the value of taking a bottom‐up approach in designing and implementing innovations in family justice, which would embrace the views of family members, including children, as ‘service users.’ It is important, however, to balance both the challenges and the opportunities offered by involving those who are ‘experts by experience’ in the family justice processes, in order to lead to improved services and experiences.     

论委托代理授权不明时代理人的责任

在委托代理中,一旦出现授权范围、期限等内容不明确的情况,即可导致授权不明。在授权不明的情形下,课以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既不符合委托代理制度的基本法律构造,也不利于鼓励交易,影响代理制度功能的发挥。确定授权不明情形下代理人责任,需要先确定被代理人的授权范围以及代理行为的效力,在维护交易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尊重被代理人的意思自治,由其事后确定授权范围。授权不明情形下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可能构成有权代理、狭义的无权代理或者表见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