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当场”情境下敲诈勒索罪认定刍议

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之间的区分向来为司法实践中的疑难问题之一,特别是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当场取得财物的情况下,如何对行为进行准确定性,直接关系到刑法适用的准确性。"两个当场"原则并非区分敲诈勒索罪与抢劫罪的决定因素,应综合考虑行为人犯罪时实施暴力的程度、对象、时间及行为人当场取得财物的原因等具体情形,切实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原则,做到罚当其罪。当无法确定当场暴力程度能否达到使他人不能反抗的程度时,应根据"存疑有利被告"的原则,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为民谋利——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之源

90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认真追溯党的发展历程,始终贯穿着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和奋斗这一主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正是因为做到了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党才有了发展壮大的不竭源泉。     

德国民法中的催告制度——对我国债务人迟延的启示

德国民法中的债务人迟延采取债权人催告的制度。原则上债务人于催告到达之时即陷于迟延。我国法律有关债务人迟延的规定与此不尽相同。本文将首先阐述德国民法中催告制度的内容,论证催告的价值与功能,然后分析我国关于债务人迟延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设计,并指明其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试图对我国未来民法典关于债务人迟延制度的设计提出立法建议。     

法治湖南建设进程中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道路交通安全成我省亟需破解的一大民生问题,也是我省法治建设的重要示范窗口。从法治角度审视,湖南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主要存在立法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法律实施监督不力等问题。因此,搞好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顶层设计,完善立法,严格执法,加强执法监督,多措并举,从源头做好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是提高我省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治理水平的根本之道。     

目标管理考核和关键事件考核在公安文职考核中的运用——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文职自主化考核初探

在公安文职人员派遣性质的定位、岗位设置差异性大,岗位类别繁多,布局分散的现实情况下,用人单位和管理部门要科学、合理地开展考核工作,确保公安文职制度健康发展。应借鉴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从考核内容、考核模式、考核方法等多方面入手,不断实践完善,逐步建立起一个层次清晰、责任明确、点面结合的文职考核体系,并通过公平、合理地对公安文职进行考核,最大限度地激发文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公安文职真正成为警力的有效补充。     

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1983-2009

暴力抗法是国家与社会的短兵相接。以司法能力为线索,从国家与社会两个层面,结合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视角对暴力抗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暴力抗法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能力的不足,体现在司法领域即司法能力的不足。治理暴力抗法的主要思路为加强司法能力建设,应从惩罚与激励两个方向入手,努力提升司法的强制能力、救济能力及合法性能力。     

公安机关侦查程序违法现状调研报告

侦查阶段程序性违法情况比起诉、审判阶段更为严重.公安机关对违反侦查程序行为的制裁,更多是将视角集中在严重侵犯他人实体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并以实体权利的损害作为追究法律责任的基础;而公安人员侵犯他人诉讼权利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得不到应有的制裁.同时,由于侦查过程的封闭性,受侵害人在整个过程中都处于被动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的地位,很难收集到证明侦查人员程序违法的证据,也造成了实践中"违法多、举报多、查处少"的局面.     

关于国有商业银行履行资本供给职能的探讨

国有商业银行在目前的产权结构、经营环境等条件下 ,很难履行资本供给职能 ,因而亟须对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产权改革 ,并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以改善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环境和理顺其经营行为。     

刑罚配置的双重基准——一个基于刑法微观层面的诠释

从刑法微观层面而言,刑罚轻重的配置应立足于双重基准:即刑法所保护价值的重要程度和行为人对立态度的有无及其程度。一方面,刑法所保护价值即犯罪客体的不同直接制约刑罚的轻重,在同类型犯罪中,刑罚轻重则深受对刑法所保护价值造成的损害程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凡体现行为人对立态度及其程度的因素如犯罪故意、犯罪过失、犯罪动机、犯罪目的、中止犯、自首犯、立功犯、胁从犯、累犯等均为直接制约刑罚配置的要素。     

村干部腐败案例分析——以广西为例

发生在村民身边的村干部腐败现象,直接损害了村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人民群众对整个制度和政权的社会认同度,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与形象。针对广西村干部腐败案例的分析,不难看出当前村干部腐败呈现出手段多样化、犯罪主体多元化、"小额工程"腐败增多等新特点。部分村干部思想蜕变、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强势地位、上级部门对村干部监督缺位、村干部腐败案件的查处难度大是导致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根据广西农村的实际情况,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保证国家惠农政策在广西农村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