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设定中的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

许可的设定是行政许可制度的源头和基础。它以立法的形式宣告了国家对公民权利领域尤其是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权利的合理侵入,因而设定行政许可应至为慎重,在许可的设定中应保护许可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给付不能制度体系之考察

我国给付障碍统一构成要件规则来自于德国"不履行"理论,但合同法并未统一法律效果,也未根据法律效果结构请求权基础,履行不能的制度功能并未因为统一构成要件而消失.在履行不能制度功能上,由于免责事由规定过窄,出现了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失衡的情形,而且没有规定对待给付当然消灭规则.在履行不能类型上,没有规定自始不能、部分不能、暂时不能、人身不能等规则,对此需要通过理论继受加以补充,在法律上还要明确经济上不能与情势变更之间的关系.在履行不能与瑕疵担保规则、风险负担规则竞合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瑕疵担保规则、风险负担规则.     

对环境标志制度纳入WTO规则体系的悖论分析

贸易与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环境标志制度作为贸易与环境的连结点之一,是否应纳入WTO规则体系呢?国际社会对此问题争论激烈,多数国家主张将环境标志制度纳入WTO规则体系.然而,将环境标志制度内化于WTO规则体系弊端突出,外化于WTO规则体系优势明显.环境标志制度可独立于WTO规则体系,并能与之达到和谐--实现贸易与环境的利益平衡.我国应迎合WTO制度的要求不断完善环境标志制度.     

票据金额变造法律处置规则之探讨——兼论我国《票据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票据金额变造的发生,不仅破坏了票据的交易安全,而且严重影响了票据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信用功能,导致票据效力的实质与形式发生异化,并由此产生票据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复杂化.对票据金额变造问题的合理处置关系到票据社会功能的充分发挥.由于现行法律规则与司法解释存在一些实践中的盲点,如何从规则及操作层面上进行必要的矫正与重构,使各项规则相互衔接,并具有可预见性.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之忧思

《公务员法》引咎辞职制度引人三忧:一忧含义不明,难以执行;二忧制度运行,变形变质;三忧消极影响,不容忽视.鉴于引咎辞职赖以生成的条件短时期内在我国难以具备,与其去打造一件作用有限的监督武器,不如严格执法,加大对领导干部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这才是打造责任政府,促进民主进程的正道和捷径.故建议在修改《公务员法》时,删除引咎辞职条款,使其回归道义责任之本位.     

法律选择方法演变与构建国际和谐社会

法律选择理论是国际私法的核心理论,主要是以各种法律选择学说为载体,具体表现为各种法律选择方法。从十四世纪意大利巴托鲁斯创立法则区别说以来,法律选择方法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体现了国际社会追求和谐的要求。本文以法律选择方法的历史演变为线索,以法律选择方法的价值追求——正义为研究视角,探讨法律选择方法的演变与构建国际和谐社会之间的联系。     

关于公司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

在公司法实施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是发起人虚假出资、控制股东行为不规范、公司人格混同及被滥用现象突出。完善公司立法应立足中国国情,统一公司与企业法,重构公司资本制度,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完善公司治理,细化债权人保护规则以增强法的可诉性;在公司司法方面,宜完善司法解释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公司案例,发挥其引导作用;在揭开公司面纱方面尤其应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而不宜机械地照般国外的理论。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缘由——反抗组织领导层与普通穆斯林的意识形态错位

菲律宾南部摩洛人在几百年的反殖斗争中形成了以信仰伊斯兰教为基础的认同,这种同一性是战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反抗运动的主要精神动力.但是战后兴起的摩洛民族解放阵线、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及阿布沙耶夫三个反抗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均没能从这种宗教同一性出发,反抗运动的领导层和下层穆斯林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错位的现象,普通穆斯林积极参加反抗运动另有原因.     

"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的立法解读及其适用

本文以利益衡量原则为指导来分析《许可法》第57条,试图达到以下三项目的:第一,以学界的共识—第12条第1项属于无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12条第2项属于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为前提,通过探讨”行为许可概念的性质来重新界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的法律内涵,指出“行为许可的有数量限制性”不必然导致“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第二,以法律概念体系的逻辑一致性要求为检验标准,以新的“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概念为分析工具来探讨第57条的适用事项范围,并解决相应的逻辑矛盾。最后,以前述的分析为理论背景,为第57条的法律适用提出建议。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作用机制

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以舆论为中介,其作用机制表现为:媒体传播引发舆论,舆论会带来民愤与民怜两方面效果,民愤与民怜成为影响定罪量刑的两大因素。媒体对定罪量刑活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程度受刑事立法、媒体和司法制度等方面因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