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夏传统民俗文化中“龙情结”崇奉的生命情韵

华夏民族文化演绎的“龙情结”是远古先民在同自然环境作斗争过程中寄托民众意愿的图腾崇拜，是先祖在生命精神需求和原始宗教信仰上的一种信念寄托。故而华夏龙文化广泛渗透在国人生活民俗的诸多领域且观照着中国历代社会的政治、文化苑囿而富含意味隽永的审美情韵。     

日本环境犯罪的刑法理论发展

日本从战后废墟中快速重建,但其工业经济的发展却是以人们的生活环境为代价的,在一连串的公害事故后人们才觉醒到环境的重要,并将环境作为刑法上的重要法益。但是由于环境本身的特殊性,以保护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传统刑法理论在处理环境犯罪方面明显不足,因此不得不提出相应的修正理论。例如客观归责上的疫学因果关系说,乃至于主观归责上的危惧感说。然而,在面临举证困难的同时,为了有效预防环境犯罪,提早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乃至于财产安全,日本最终在立法上采用了危险犯的立法模式。日本环境犯罪的刑法理论发展,对我国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大学生“郁闷“心理的原因分析与自我疏导

"郁闷"反映出大学生的一种消极的精神状态,他们虽然感受到压力,行为上却找不到积极有效的方法.当代大学生郁闷情绪的产生主要来自于精神压力、心理失衡和情感困惑等.郁闷作为一种消极情绪,有害身心健康,会极大地耗损个体能量.因此,必须及时有效地缓解和消除大学生的郁闷情绪,以保证大学生正常的学习和生活.     

幸福是一种感觉--从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谈起

本文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基准,对传统"幸福"一词的概念界定提出了质疑.认为幸福是一种感觉.它由浅入深分两个层次,从一般层面上讲,它是一种心理学概念,而非物理学概念.幸福与否,完全取决于人对幸福定位的感觉把握上,感觉好就是幸福,感觉不好就是不幸福.但好的感觉从何而来呢?此有赖于更深层次的探究,它是一个伴随人的生命旅程囊括心理、生理、社会和哲学等多门学科的复杂系统.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的目的智慧--追求法律的实用性

尽管在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中存在着多样的解释目的追求,但其中最重要者为寻求法律解释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的实现具体地体现为以"情理交融"来实现不可言说的良心判决;借"实用理性"来寻求法律解释的可接受性;通过"妥协意向"追求法律解释中的实践互动;并最终实现在法律解释中人们交往行为的"视域融合".     

区分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的最终方案

我们要想理顺罪过中各种要素的形态,避免认识因素或意志因素越俎代庖的现象,必须在罪过之中还情感一个名分,给情感一席之地.当罪过理论之中确立情感因素的一席之地后,发现罪过理论中原先存在的所有问题随即迎刃而解:越俎代庖现象消失了;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得到了清楚的区分.     

宋代"名公"司法审判精神探析——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主要依据

宋代的司法官力求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使自己的判决更加合情合理,有时甚至以情曲法,把不合礼视为比不合法更严重的犯罪.他们根据实际情况,或者依法而断,或者变通适用法律,或者索性依情而断.因此,宋代司法官在司法审判中所体现的儒家精神更为深邃.     

再论李翱的人性论

李翱的性善情恶论认为 ,性是情的根据 ,情是性的表现 ,这就必然产生善性产生邪情的矛盾。李翱对此的解决方案是 :性虽产生情 ,但邪情是七情交伐的结果 ,所以邪情是无根的。但李翱毕竟承认性产生情 ,性毕竟是邪情的产生者 ;所以他对善性产生邪情的矛盾的处理并不完满 ;也正是由于此 ,李翱的性善情恶论才对开启宋代性二元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贺麟的“合人情”理念及其现代价值

贺麟从＂合人情＂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新功利主义取向,认为＂合人情＂有一个从非功利主义到新功利主义的发展过程。功利主义与非功利主义本就不是矛盾的双方,体现在＂合人情＂上则要求新时代的儒者应发自本心,不仅要独善其身,而且要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旨归为人处事;不仅要自尊自爱,而且要尊重他人的人格和福利,最终实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宏愿。贺麟的＂合人情＂理念有助于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社会的关系,树立理性的人生观;有助于维持社会正常秩序,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增强群体凝聚力。     

论加强耻感文化教育对防治少年犯罪的价值

导致当前少年犯罪增多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耻感文化教育缺失。因此,探讨加强传统耻感文化教育对防治少年犯罪的积极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析耻感文化教育缺失是少年犯罪增多的重要因素入手,阐述了加强耻感文化教育有利于防治少年犯罪,提出了对少年加强耻感文化教育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