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诉案件的证明责任

本文认为在公诉案件中承担证明责任的主体应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负对自己无罪、罪轻的事实提出证据的责任,并不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审判机关必须在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才能作出有罪判决。     

金融诈骗罪立法体系之重构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秩序，但刑法典却将本类罪规定为结果犯、目的犯。这种构成形态与立法趣旨的悖反，源于人们对金融诈骗罪法益的模糊认识。金融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态，其主要客体应是公私财产权。我国刑法应当调整本类罪的体系，将其置于诈骗罪之下。     

关于使用盗窃行为入罪化的立法思考

使用盗窃行为是近年来各国刑法所关注的问题，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中对使用盗窃行为的定性和处理存在较大的争议。文章通过分析使用盗窃的内涵、定性及处理方式，提出了进行立法完善的规制方案。     

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救济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将交通事故认定书定性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公安部的部门规章随即取消了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重新认定程序，人民法院也不再受理对交通事故认定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使得关系当事人重大权利义务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丧失了有效的救济途径。交通事故认定一旦错误。便将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正确把握交通事故认定的法律属性，将交通事故认定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为其引入制约与监督机制，以切实维护交通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应当建立民事附带行政诉讼制度，为公正、高效地解决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提供一条便捷的法律救济途径。     

论基层法院强化诉讼调解之必要

我国民事诉讼中广泛运用的诉讼调解制度，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于定纷止争、让当事人服判息诉发挥了较大作用，但目前法学界对诉讼调解制度的存废、优劣颇有争议。文章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立法、司法的实践经验出发，主张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社会变革、法律滞后的过渡时期，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应当转变司法观念，以解决民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为司法的目标，强化诉讼调解的作用，促进社会公正，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伦理价值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指向，表征着和谐理念的创新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实践，鲜明地彰显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价值，必将给人民大众带来更大发展与福祉。     

论刑事赔偿对刑事诉讼的救济

阐述刑事赔偿对刑事诉讼进行救济的科学内涵,阐明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具体范畴,并对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责任免除作了阐述。认为刑事诉讼的动态平衡被打破符合刑事追诉的认识论规律,刑事赔偿是对刑事诉讼进行救济的重要途径。指出被追诉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是刑事诉讼动态平衡被打破的标志,对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本身进行救济,实质是对动态平衡被破坏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间接的救济。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范畴包括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救济、侵犯生命健康权的救济以及侵犯财产权的救济等。     

示范诉讼制度探析——兼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之完善

示范诉讼制度具有其他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所不具备的特征和独特功能,正因如此,目前已经有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对其加以明确规定,还有些国家在实践中大量运用这一制度以解决实际问题。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有关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的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结合在新形势下我国所面临的司法现实需求,为了更好的解决群体性纠纷,在我国未来的民事诉讼立法当中,在对代表人诉讼制度进行完善的同时,应当引入示范诉讼制度;同时考虑到示范诉讼自身的一些特点,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并注意处理好其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协调问题,以便更好地发挥两种制度各自的优点。     

间接正犯的正犯性

间接正犯是利用他人实现犯罪的情况,在德国、日本刑法学上关于间接正犯的正犯性特征有不同的学说,主要有工具论、生活用语习惯说、优越性说、实行行为说、规范的障碍说、行为支配论等。透过德国、日本刑法学说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观察间接正犯正犯性的合理视角,即必须以限制的正犯概念为基础,以作用分担为基准,均衡地考虑主观的要素和客观的要素,而行为支配论上的意思支配说把握了这样的观察视角,应当得到支持。     

保外就医法医学鉴定研究(附54例分析)

目的为探索当前我国保外就医的特点，揭示保外就医中存在的问题，为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提供参考依据，同时探讨保外就医的审查过程中法医学鉴定的必要性。方法两名研究人员从1992—1997年6年期间的司法鉴定资料中筛选出与保外就医有关的法医学鉴定案例，三名研究人员根据既定条件确定研究对象，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符合条件者共54例，主要年龄范围为20—50岁，罪名分类发现经济性犯罪明显多于非经济性犯罪，前者51例（94．4％），后者3例（5．55％）。提出保外就医申请的理由以单纯病名和主要症状者居多，少有提出辅助症状者，法医学鉴定表明检查结果与申请理由一致者为14例（25．92％），不一致者为40例（74．04％）；进一步鉴定揭示患有疾病确需保外就医者仅为3例（5．55％），而无需保外就医者高达51例（94．4％），其中无病者32例（59．25％），夸大病情者19例（35．18％）。结论本研究提示当前保外就医中犯罪装病、夸大病情等现象明显严重，这与保外就医所经历的中间环节缺乏有效的监督体制有关。因此，单纯以医疗系统进行保外就医鉴定是难以保证法律的公正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