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的制度嬗变

分税制以来的财税体制决定了地方政府倚重土地财政的运行模式，推动了上一轮经济持续走高，但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和房地产泡沫，也存在着巨大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并不是一种科学发展的模式。应该按照公共财政的特质要求理清土地财政的制度调整思路：建立健全统一的、稳定的财政收入制度：调整优化财政的公共支出结构；建立健全科学化、法治化的财政管理体系；构建公开、民主的财政决策制度，以此促成土地财政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系的嬗变。     

对我国行政行为反向保全制度的几点思考

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始终是公法的主题之一 ,在强大的行政权力面前 ,如何在保持行政行为公定力和执行力的情况下 ,尽可能地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 ,引入行政行为反向保全制度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在此借鉴国内外民事行为保全制度的成功经验 ,以司法权为中介 ,试图建构我国的行政行为反向保全制度。     

主诉检察官制度研究

主诉检察官制度 (下称主诉制度 )自推出至今仍然存在理论上的困惑和操作上的难度 ,可以说当前最需要的是对这一制度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冷静分析及对一些改革举措作理性反思。文章从解决主诉制度的理论分歧着手 ,结合国外的检察制度 ,阐述该制度的理论基点的定位及合理化建构 ,以完善我国的主诉制度     

股东派生诉讼的合理性基础与制度设计

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在多个方面突破了法律的一般规则 ,这不仅是法律因应保护少数股东权之现实需要而作出的变通 ,而且有深刻的制度背景、思想条件和政治学基础。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尚付阙如的现状已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在导入该制度时应遵循保护少数股东权利、公司自治与国家干预相平衡、鼓励正当诉讼与防止投机诉讼相协调、借鉴国外先进经验与协调国内法律体系相兼顾原则 ,并将之落实在具体内容的构建之中。     

论我国保险法上受益人之变更

保险合同以关系人利益为中心进行权利配置 ,这是保险合同与一般民事合同别异其趣之处。保险法上的相应规则亦应以是否有利于被保险人利益为标准来予以设计。只有被保险人才能根据自身利益处分保险合同利益。变更受益人由被保险人的单方行为来实现的。意思自治原则是保险法的核心理念 ,变更受益人无须强行法上的过多限制 ,变更受益人的行为不能当然解释为要式行为 ,在变更通知上应采书面通知的对抗主义模式 ,而不应采取成立主义和生效主义模式。我国现行保险法关于变更受益人的相关规则应据此作出修正。     

诉讼系属中债权转让时的抗辩与反诉

诉讼系属中债权转让时 ,债务人对受让人的抗辩与反诉 ,由于我国现行立法无明文规定 ,致使司法实践中认识不能统一 ,存在诸多问题。本文论述了诉讼系属中债权转让时 ,债务人对受让人的抗辩与反诉在诉讼承受主义和当事人恒定主义不同模式下的主要内容、立法政策、处理程序等有关问题 ,以期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有所裨益。     

制度变迁中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空间拓展与行为异化

脱胎于西方高度结构化制度环境中的新制度主义与我国低制度化的现实环境存在明显的错配,导致与常识性经验体认不符。而以地方核心行动者为视角来解析制度变迁中地方行动空间的拓展与行为异化则可以破解这一难题。我国制度变迁的波动性、制度非耦合性及实施机制不健全都给地方核心行动者扩大了行动空间。这种空间的拓展也带来了追求短期政绩、职能错位及类苏丹化现象,需要我们不断加强制度供给。     

基于信息非对称视角的农村信贷配给研究

根据农村地区信贷配给的现状,从信息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对农村地区银行机构对农户信贷配给进行理论解释,研究发现:事前和事后的信息不对称能够充分解释银行机构的惜贷行为和对农民信贷配给。对农户融资的可行性研究结果表明,抵押担保和互相监督机制能够消除银行和农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并通过改变两者的博弈结果可以增进银行和贷款农户的整体利益。由此需要采取缓解农民信贷约束和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相关对策。     

论诉讼程序的转换——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简易程序、认罪答辩程序和普通程序基本对应了由轻到重的案件,而且各种程序都有其在解决刑事纠纷方面的重大价值和意义.然而各刑事程序的转换是单向的、有限的,这既不能体现司法实际的需要,也没有体现公正和效率.以刑事诉权理论为基石,立足于刑事程序的多样性,要求在不同的程序之间进行适当的转换,对于连接三种程序,保证三者的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确保公正与效率,亦需在转换后的审理方式、审判组织、审限等方面进行明确.     

Crisis for the State or Crisis of the State?

The Conservative‐Liberal Democrat government's policy risks turn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into a crisis of the stat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urrent trajectory of the British state risks exacerbating the very social antagonisms which it has fought so hard to contain in recent years. It contends that the crisis (2007–09) was a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yet, paradoxically, neoliberalism—in the form of further depoliticisation and a new politics of debt—is being re‐invoked to deal with the post‐apocalyptic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economy.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state lacks the necessary political discourse to secure popular consent and—as a result—is resorting to a more coercive form of political management; and that the effects of austerity are being offset through an increased indebtedness of the British public. Both risk igniting social conflict. In the conclusion several points are indicated for an alternative political age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