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的理想信念教育

理想信念教育应和灌输科学的思想理论,三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坚持学习与实践,拓宽教育渠道,更新教育方法等各个方面结合起来,使新时期的理想教育更有实效.     

论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法律作为一个变量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具有较大的差异。而在法律分布数量较少或不均衡的地方,恰恰是民间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这就决定了民间法与国家法既有相协调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因此,在法治建设中应当谨慎权衡,尽可能的消除规范适用中的冲突,从而实现法律的和谐。     

洛川县灯棚会及相关的民间信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民间传统文化得以复兴且不断发展。洛川县灯棚会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是地方乡土民俗的一种特殊形式。灯棚会中相关信仰活动、灯会组织原则及村落互动现象,都是分析民间仪式活动复兴的原因及其产生影响的依据。     

殡葬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

一个社会有四类主要的民俗活动,即婚、丧、节、寿;殡葬文化是在治丧民俗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一类文化,它构成社会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优秀的殡葬文化是建设精神文明的必要前提.     

道教传入瑶族地区的时代新考

瑶族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受道教影响最深的民族。学术界对瑶族道教问题已有较多研究 ,而关于道教传入瑶族地区的时代问题 ,则历来是国内外研究者有争议的。如果从早期道教在瑶族中传播和三元信仰形成的考察 ,再结合梅山教、闾山教源流的实证分析 ,可以较客观地得出结论 :瑶族道教的始传时间应是在公元 3～ 4世纪     

论需要、理性和信仰

现实生活中,人具有多方面的需要。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人的需要之所以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主要在于人有理性。然而,理性是人的福音也是人的祸因。因为正是理性使人处于一种永恒的不可避免的不平衡状态中,导致了人与自然、人与类、人与自我的深刻矛盾。这种种矛盾在现实中无从解脱,常使人去寻求另外超越的途径。这就是信仰。对于吃饱穿暖的当代人而言,信仰是其强烈的需要,如何寻找人的精神家园正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转型期农村法治资源的发现、重组与良性互动

作者将农村作为一种社区分析空间,并将法治具体置于其中,利用各种分析或理论框架对其展开讨论,目的在于发现农村法治资源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探讨农村社会与国家在互动过程中法治资源的重组及良性互动。     

难以践行的誓言——关于法官法治信念的考察报告

当下的中国法治遇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司法理念含有太多政治因素，而司法过程中包含着太多的人情等因素，法律效果反而变得不重要了，以至于法律不能以自身独立的方式调整社会关系。我们不反对法律工具主义，也不反对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正常关系，但法律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司法活动不能违背自身的规律和逻辑。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无疑对司法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要想使其更好地发挥理念的指导作用，我们就必须认真探寻其实现的方法和途径。法律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法律化问题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法治不等于政治，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法治对政治有约束作用，法治离不开政治的指导。然而我们必须清楚，法治服务于政治不能抛开法律的规则和程序来片面地追求社会效果。如果离开法律方法——这一基本的司法规律办案，将会彻底断送司法公正。     

元代浙江出版业述略

元代浙江出版业处于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和阶段,上承两宋时代浙江出版业的鼎盛与辉煌,下启明清浙江出版业的复兴与崛起。浙江凭借深厚的根基与精良的传统工艺,使得浙江在全国出版业中独领风骚、享誉华夏。由于浙江经济繁盛、教育发达、文化昌盛、出版基础扎实,元代浙江出版业在官刻、坊刻、佛经刊刻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就。     

近代法治信念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思想史的考察

中国思想界对于法治的信念,是在19世纪中晚期孕育与萌生的。这个过程体现了中国思想界对于固有文明秩序的重建。从思想史的角度上看,法治信念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在19世纪中期,思想界出现了对于传统文明秩序的质疑与批判,这是法治信念诞生的精神前提;洋务运动期间,思想界关注的焦点从工商救国逐渐转向议会救国,这是法治信念形成的经济与政治提前;甲午中日战争加重了中国文明秩序的危机,促成了从根本上改弦更张的时代要求,以民主立法、政府守法为核心的对于现代法治的信念终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