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非理性主义及其文学表现

西方非理性主义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叔本华的意志主义为代表的实体性非理性主义,在文学上表现为现代派,反以往的人伦传统和文化传统,反科技理性和道德理性,人物越来越内向化和脆弱化。第二个时期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为代表的功能性非理性主义,在文学上表现为后现代主义。以游戏的态度为特征,嘲谑传统经典。消解深度摸式,语言成为自身指涉的对象。     

闲暇膨胀与零工经济：自动化何以驱动就业净增

自动化既会带来失业威胁也能创造出新岗位,但是关于上述两种作用的净效应问题,即自动化 是否能带来就业净增,在研究界仍然存在广泛争议。通过建立技术与闲暇同时内生的任务型生产函数模型,本 研究证明了闲暇膨胀和工作弹性增强是自动化技术得以产生就业净增的一条可行路径。研究基于中国地区经济 数据的计量检验,深化了自动化就业效应的内部分析,即对自动化创造就业的内在过程做了结构性拓展,识别 出自动化创造净增就业的一条可行路径：自动化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闲暇膨胀→技术型零工经济就业→就 业净增。研究建议：应积极推进新业态就业的综合配套保障,提高技术型群体零工经济就业的能力;大力加强 相关制度体制保障,支持基于新技术的“副业创新”;多方鼓励产业交叉,加大自动化就业与消费升级相结合 的力度和深度。     

战后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选择

战后日本选择在亚太地区推行重振战略、大国战略和拓展战略,逐步减轻战后体制束缚,恢复亚太强国地位,进而掠夺发展空间。三步战略目标明确、实施有序,相互衔接、融为一体,帮助日本洗脱战争罪责,骗取国际信任,攫取发展资源。这其中饱含了日本政府的政治谋略,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由于日本亚太战略始终偏离正确轨道,并且为转嫁政府执政危机服务,所以很难取得最终胜利。当前中日关系紧张微妙。不能对日本保守政府抱有太多幻想,以防落入圈套,可以尝试联合国际力量,强化战后制裁体制,防止日本重蹈覆辙。     

论刑法修正案(六)对洗钱罪的扩容

《刑法修正案(六)》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到七种,是较为适当的.上游犯罪的行为人也可以构成洗钱罪的主体.洗钱罪的对象不限于资金,还包括财物.     

检察机关统一业务应用系统的程序机理与功能完善

检察统一业务应用系统作为案件流程管理的信息技术平台和载体,并非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装置。它在程序刚性、程序独立、程序自治、程序信息、程序效益、程序控权等方面还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和重要的功能作用。我们应立足业务系统运行的程序机理,着眼程序功能价值的实现,在管理范围、管理流程、管理权限、管理信息、管理人员、管理视野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和完善,以实现业务系统功能发挥的最大化。     

公益诉讼与当事人适格之扩张

在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不断演进的今天,公共利益的重要性与现实状况的严峻性正被逐步认识,允许公共力量适当介入私法领域已经势在必行,公益诉讼由此应运而生。此时,对作为制度瓶颈的当事人适格予以扩张并赋予其法定效力便显得尤为必要与迫切。将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衡量标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诉讼信托制度,对于完善当事人理论,促进公益诉讼制度的合理化与合法化具有重要作用。     

重用生白术和莱菔子治疗功能性便秘68例

目的 观察重用生白术和莱菔子治疗功能性便秘的临床疗效。方法 选择68例功能性便秘患者,以重用生白术和莱菔子的理气润肠通便方药治疗4周,观察便秘改善情况。结果 治疗４周后,患者的排便间隔时间和排便时间较治疗前显著减少（P<0.05）,总有效率为95.58%。结论 重用生白术和莱菔子对功能性便秘具有较好的疗效。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经济逻辑

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是当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准确理解和把握资本的二重属性及其行为规律,为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资本的二重属性决定了其行为规律始终遵循价值增值逻辑,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二是具有无序扩张的内在冲动,三是存在脱实向虚的发展倾向。近年来,有关部门积极制定相关政策规范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但在探索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包括在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遭遇瓶颈、社会就业出现结构性矛盾以及潜在的财政金融风险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等。为此,建议充分发挥我国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模式优势,激发资本的正向效应,进一步优化监管体系,审慎应对各类风险与冲击。     

论警察职能的发展趋势——扩张与收缩的平衡发展

警察职能是不可或缺的,它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职能决定、影响着警务理念和具体的警务方式。为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变化与发展,警察职能也在不断变化和发展。通过考察可以发现,警察职能呈现出扩张与收缩交替进行、平衡发展的特点。实践证明,把握警察职能发展的规律对于适时调整警务方针、更好地履行警察职责,从而更加有效地维持社会治安、服务公众,具有重要意义。     

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运行现状之考察

为加强地方法治建设，《立法法》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并对其立法提出了相应要求。然而，现实运行中，设区的市地方立法存在着追求数量、抄袭同位法、超越立法权限范围并有侵害法治统一的情形。为此，需要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事项范围做出明确解释和限定，加强省级人大的批准程序和国家权力机关的备案审查力度，并建立定期评估制度。同时，设区的市也要在坚持立法节约原则的前提下，通过委托第三方起草立法文本、实施有效的公众参与立法等方式，真正提高立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