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品德素质: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永恒主题--兼论社会变革中的青少年道德教育

对于青少年来说,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打基础,即进行基本品德素质的培养.如果最基本的品德素质在他们的情感与行为中没有扎下根,那么,在社会变革时期,他们就难以把握自己的行为.社会变革时期不把基本品德素质培养作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主题,道德教育遇到的一些难题就不好解决.利用学校这个可控制的阵地,与家庭、社会通力合作加强基本品德素质教育,是社会变革中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一条出路.     

国际侦查合作中的刑罚许容性原则

刑罚许容性原则是世界各国参与国际侦查合作的前提条件之一，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在对相关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或协定以及国内法进行比较考察的基础上，运用刑事诉讼法学以及刑法学的基本原理，论证和阐释了特定犯罪不合作原则的由来、内涵，刑罚许容性的法律表达与理论分类及其价值功能，并且结合立法与司法实践归纳出刑罚许容性原则的发展趋势。     

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中的同一性问题—以美国法律实践为视角

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是刑事诉讼中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设计。美国法院在执行这一原则时先后使用了同一要素标准、同一行为标准及同一证据标准。之所以出现如此反复，是美国司法实践在犯罪事实及刑罚对象认识方面不断深化的结果。我国刑事司法应当借鉴关国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之同一性问题上的司法经验，合理优化吸收犯与牵连犯理论，落实罪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中定量因素的故意规制研究——“客观超过要素”理论的再诠释

我国刑法“立法定性、定量”的．立法特点对于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相统一”基准以及犯罪故意概念内在结构的理解都有其实质性影响，从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机能二元论的视角重新审视“客观超过要素”理论就会发现“客观超过要素”概念的存在有其充实的理论基础与合理性。     

比较法与冲突法关系之重新厘定

在冲突法的发展中 ,比较法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提供了外国法的信息 ,推动着冲突规范的起草并指引冲突规范的适用。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二者又存在着潜在的对抗。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基本权利地位的提升 ,它从根本上改变着比较法与冲突法的关系 ,并将其引向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平台。相比之下 ,美国冲突法的乡土观念却使得比较法与冲突法间的盟友关系在美国本土变得十分脆弱。只有加强比较研究 ,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冲突法的这种“岛国心态”。     

欧盟法的基本自由与劳工权利保护

欧盟法规定的基本自由包括共同市场内的商品流通自由、劳动力迁徙自由、服务业流通自由和资本流动自由四个部分,可以直接适用于欧盟国家的公民。这种规定为欧盟范围内劳工权的保护提供了全面、深入的法律保障,并赋予国际人权保护新的思想内涵。同时,对劳工权的保护促进了基本自由的完善。欧盟法基本自由对中国劳工权利保护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历史与逻辑：司法审查的制度化机理

司法审查的理念和制度要素发轫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要服从更高的法律以及权力要受到法律制约的历史性观念。这种制约观念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化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并获得了法治理念的形式，其后与一定的社会政治条件相互作用，并通过制度要素的整合构成人类法治文明的制度基石。司法审查的制度化要素主要有：理性的司法主体是司法审查制度的主体要素；审查程序的司法化是司法审查的程序制度要素；各种形式的高级法是司法审查及其权能的依据；通过司法解释审查行政行为和立法行为的合宪性，是司法审查的内容要素；司法审查的国际化和全球化导致它的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人类法治文明生长的共同趋势和必然选择。我国建构司法审查制度要结合司法审查的司法性和政治性特质，形成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相结合的审查制度框架。     

刑事审判超审限问题再思考

刑事审判超审限问题一直是司法顽疾之一。最高人民法院清理超审限、超期羁押的活动未能触及超审限产生的基础,难以从根本上杜绝超审限。刑事审判超审限的根本原因在于审限制度设计的基础情况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导致现有的审限制度不可能适应刑事审判实践的需要。应尽快根据审限制度设计基础的变化情况,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现有的审限制度。     

泰国刑法典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及其借鉴意义

泰国刑法典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内容涉及故意、过失、错误、责任能力、正当化事由、可以减轻处罚的具体情况等方面,理论基础深厚,归责要素丰富,体系较完整,为正确适用刑罚提供了立法保障,并具有较强的先进性和科学性。借鉴泰国刑法典的立法经验,我国应加紧建立或完善刑事责任的刑法理论,以丰富刑事责任的归责要素;在刑法典中设专章规定刑事责任,以突出刑事责任的独立地位;科学构建我国刑事责任具体的归责要素内容和归责体系。     

论民商事案件涉外性之判断

民商事案件的涉外性直接关涉到案件在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待遇”，目前对该问题的判断主要存在着“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涉外说”和“联系说”两大标准，前者的优点在于具体易操作，后者的长处在于全面而无遗漏。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于民商事案件涉外性的判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未来的模式选择上宜仍以法律关系构成要件涉外说为基础，辅以必要的兜底条款以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