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计划变动中的信赖保护原则研究

行政计划的可变性比一般行政行为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的信赖利益是否值得保护,在什么情况下保护,以什么方式保护就成为研究行政计划变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行政计划的内容是否可诉存在较大的争论,与之相比,各国行政法学理论和司法判决对行政计划变动中的信赖利益是否可诉的观点则较为一致,承认了行政计划变动下相对人寻求诉讼救济的权利。本文认为,行政计划的形成过程应当重点保障公民和有关专业人士和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等,使计划形成时具有科学和民主的程序保证,而对于行政计划的变动过程则应更多地在法律权利保障和防止或制止行政计划裁量权滥用的外部控制机制上进行制度构建。     

立法规划的制定标准及程序控制

为了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实现对立法有序性和立法科学性的追求,和对有限立法资源的有效分配,立法规划制度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我国产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一种立法惯例。但是与立法实践中立法规划的蓬勃发展不一致的是立法规划理论研究的薄弱。这导致立法规划存在制度非法定性、执行率较低的特点,因此文章针对立法规划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立法规划在中国的产生背景、制定的科学性标准和编制的程序性控制。     

和谐社会视野下突发事件的理性审视

和谐社会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客观存在,承认并正视突发事件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存在,是真正实现社会和谐必须具有的理性认识。在认清突发事件的本质及其存在意义的前提下,通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角度探讨突发事件的应对思路,促进社会和谐。     

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实施＂大学生村官＂计划,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但该项计划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各级党委、政府及高校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教育引导,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开展职业教育培训;规范财政投入,落实资金保障;注重对大学生村官的培养使用并做好服务管理。     

试论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应对能力

突发公共事件严重威胁公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现代政府必须全面增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当危机爆发时尽量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将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我国政府在长期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须从预警、决策、社会力量动员等九个方面提高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梅普”时期的俄罗斯经济:形势、政策、成就及问题

2012年3月4日,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普京再次当选俄罗斯总统,"梅普组合"这个在俄罗斯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权力配置形式完成其历史使命。2012年,俄罗斯经济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民经济又回到2008年的水平。此时,我们对"梅普组合"时期俄罗斯经济发展状况、经济发展政策及战略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回顾,在此基础上对俄罗斯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发展脉络做出客观的判断,进而对该时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对俄罗斯经济未来发展方向做出预测。     

通识教育视域下我国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困境与革新

通识教育是许多发达国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我国高校已将思政课列为大学生的通识教育课程之一,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却与通识教育的目标要求呈现出"两张皮"的现象。提高我国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实效,教师必须深入分析教学过程中面临的诸多困境与挑战,不断转变教学理念、关注教学过程、革新教学内容、转变教学模式、营造教学环境和变革教学评价体系,实现教学方法体系的创新。     

人格与权利能力的平等性辨析

大陆法系民法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到权利能力再到人格和权利能力并存互用的发展过程。人格和权利能力也经历了一个由不平等到逐步趋于平等的发展过程。学术界有学者将权利能力区分为一般权利能力和特别权利能力,并据此认为权利能力具有不平等性。该观点没有看到权利能力与人格的历史继承性,也没有看到权利能力与人格在功能以及本质属性上具有同质性,更没有注意到权利能力的抽象性与权利的具体性的差别。在现代市民社会,我们应力倡:世界人民人权平等,人格平等,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论刑事和解对刑罚功能发挥的影响——基于双重预防的反思

刑事和解对刑罚功能发挥的影响一直是引人关注的话题,新（《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在剥夺犯罪人再犯能力、完善个别威慑实际效果、降低改造难度、提高一般鉴别等刑罚具体功能的发挥上,刑事和解的消极影响仍然存在,努力将这些消极影响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将是刑事和解实践中的重点工作。     

Multi-dimensional economic voting in Spain: The 2008 election

Economic voting studies remain contentious in Spain. The notion is widely-held that there is no economic vote in that country, due to the pervasive and effacing influences of left-right ideology. Still, a growing number of investigations show a significant impact of economic evaluation on the vote choice in Spanish national elections. At least one possible exception here is the 2008 election, where the question has received no systematic treatment. In this study, we explore the impact of economic voting in that contest. We find, first, the presence of strong economic voting of the valence kind. Second, we find that two hitherto unstudied dimensions of economic voting – position and patrimony – have their own independent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