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的新思路

当前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活动的监督,还存在法律上和制度上的欠缺。经济领域犯罪的发生,除有其主观原因外,往往滋生于生产经营环节中存在的漏洞,检察机关应通过行政执法监督,发挥检察机关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作用,实现监督与服务并举。     

建立“另案处理”监督机制的思考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相关法律不完善,检察机关对另案处理的监督相对薄弱。检察机关应从确定适用条件、规范监督程序、健全监督机制入手,强化对公安机关另案处理情况的监督,以此来规范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彰显检察监督职能、维护法律公平正义。     

论完善对监狱行刑的监督

监狱是自由刑行刑的主要场所。基于刑罚的目的的二元性,监狱兼有惩罚与矫正的双重行刑目标。同时监狱行刑作为特殊的行政权力,具有被滥用的高危风险。为了完整实现行刑目的,保障服刑人员的权利,各国均对监狱的行刑权力设置了相应监督机制,对极易被滥用的行刑权力进行规制。在我国由于报应观念的深植和行刑个别化社会化色彩不强,尤需借鉴先进经验完善对监狱的监督,以确保罪犯改造的效果和行刑程序公正。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的兴起及其督促机制的完善

伴随着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的全球兴起,我国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的问题也引起政府相关部门、行业组织以及社会大众的关注。在这种情势下,国内银行纷纷采取行动回应这个问题。不过,从实践来看,在这场已略显“喧嚣”的国内商业银行社会责任运动中,“督促机制”所存在的缺陷始终制约着运动的实际效果。为此,建立“硬法”与“软法”并施、外部督促力量与内控督促制度相结合的“督促机制”是提升国内商业银行践行社会责任之效果的重要方面。     

信用权之反思与重构

对信用权问题的解答必须回归到对作为客体的信用本身的认识。信用的理论界定和实践表达证明,信用是关于主体客观上的履约能力和主观上的履约品质的综合评价。从评价性人格权客体的外在性出发,信用作为与被评价人相分离的外在之物,作为一种“评价的他者”,与被评价人的人格利益并没有必然联系。正确的逻辑应当是剥离人格与财产,将原本属于名誉的人格利益的部分交还给名誉,信用只剩下财产利益部分。信用所蕴含的财产利益能否成为一项单独的财产权利,视各国法政策要素与法律科学要素间博弈的不同情况结果会有不同,但至少德国民法典第824条的分析表明,该“信用”条款所保护的不是一项特定化的权利,而应归属于一般化财产利益或纯粹经济损失范畴。     

试论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不只是国家、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由于食品安全问题涉及众多的环节与参与人员,所以,更需要社会监督集聚多股的力量,发挥其重要的补充作用。本文主要从多元社会组织监督、社会舆论监督和人民群众的监督这三方面试论构建我国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体系。     

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实施对策刍议

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是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一大重要举措,具有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为保证新农保制度科学有效的实施,需要采取以下措施：充分考虑农民享受新农保金额的实际购买力,建立动态的新农保标准计算体系;健全新农保基金的社会监督机制,以确保新农保基金的安全;关注投保期内农民境况的变化,完善未达到最低参保时限要求的农民参保金过户与返还制度;探索最需要新农保却无力参保问题的解决途径,确保新农保政策涵盖最需要的群体。     

论市民社会与服务民生语境下的司法监督

在市民社会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小政府、大社会＂已成为时代的选择,服务民生已成为社会的普遍要求。对于检察机关而言,服务民生,就是要强化法律监督职能,探索民事监督内涵,拓宽民行监督领域,突出民行案件监督重点。此外,检察机关在民生建设中应注意：服务民生不能逾越法定职能;查处犯罪的同时应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秩序,维护企业声誉;个案处理中要把握＂依法判案＂硬性标准与宽严相济司法政策的灵活适用。     

我国体育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体育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的体育法制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向前发展。但是,由于我国体育法制建设起点低、基础弱,其整体滞后的问题十分突出,已不适应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要。因此,急需修改、完善《体育法》并加以配套实施。     

论祖国大陆亲属法通则性规定的确立——以海峡两岸亲属制度之比较为视角

《亲属关系通则》的缺失是我国祖国大陆《婚姻法》经2001年修改后仍存在的一个重大遗憾。亲属关系通则有自身的功能及特定的价值取向,建立该项制度有它的实际意义,对祖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相关立法的介绍评析,一方面指明了我国中国大陆地区亲属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部分立法建议,以求为我国祖国大陆亲属立法之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