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集会游行示威自由与规范

本文以近几年频发的“群体性表达事件”为切入点，提出其作为法制外集会游行示威权的尴尬地位；进而以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为坐标，分别对我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的文本规定与其他国家有关集会游行示威规则进行分析比较；最后，本着务实与渐进的原则提出了重新审视并改进我国集会游行示威相关规则的建议。     

刑法解释限度理论之关系论纲

刑法解释限度是刑法解释所能达到的具体、客观的程度和范围,应具有内在规范性、客观性与确定性的品质,应是质的限度与量的限度的统一体,是事实与规范关系性的限度。刑法解释限度的三种理论学说中,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由于其自身的特征与独特的适用场域,并不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的特征标准,是不能作为刑法解释限度而存在的。法文语义理论由于所持的立场不同于刑法解释限度之立场,加之宽泛性与抽象性的缺陷以及自身限度的虚设性,使得其作为刑法解释限度不具有真正的合理性。犯罪定型才应作为解释限度予以真正对待。将犯罪定型作为刑法解释限度,完全符合刑法解释限度特征之要求,符合刑法规范整体性、系统性的特征,能够更好地处理犯罪定型与法文语义理论、预测可能性理论之间的关系。     

论法律中人之形象建构：幸福人

生活世界是以人和人的生活为中心的世界，生活世界的观念实质上是探讨优良和最幸福的生活的观念。作为以人的生活世界为基础的法律，通过法律中人之形象——“幸福人”的建构，可使法律的幸福价值彰显。“幸福人”的形象在法律上是一个总括性假设，是诸部门法的人之形象的诸多特性的集合呈现，宪政上的幸福是在否定性的宪政框架上，意欲通过立宪制度保障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宪法上的幸福规定的抽象性极具丰富的概括性内涵，具有广阔的权利发展空间。     

大学生勤工俭学有关法律问题探析

大学生打工利益受侵害事件频繁发生。对于大学生勤工俭学行为的法律性质从应然和实然角度分别进行分析，大学生具备成为劳动法中劳动者的主体资格，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满足《劳动合同法》非全日制劳动者的条件，大学生的勤工俭学行为应当受《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对于保护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迈出了历史性一步，但在保护大学生和非全日制劳动者合法权益上还存在不足。     

中国法治国法律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刑法文化的发展为视角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家权力主义和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极为浓厚，政治国家占据着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控制。法律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作为法治的根本标志之一的刑事法治，以刑法限制国家刑罚权，包括对立法权与司法权的限制，保障公民的自由与权利是人类社会的长期追求和共同期待。因此，我们要建设法治国的法律文化，使法律真正起到平衡利益、为和谐社会保驾护航的作用。     

试论电子政务对服务型政府的功能

服务型政府与电子政务的建设尽管依不同的逻辑展开,但存在一定的契合。对于服务型政府来说,电子政务具有三重功能:从技术上促进服务型政府,从结构上推动服务型政府的扁平化、无缝化,从价值上约定着服务型政府的取向。认识电子政务对于服务型政府的功能意义,对于建构服务型政府具有路径跨越时间、空间,跨越地域、部门等信息集成价值。     

晚清“公法时代”国际法学教育述论

晚清“公法时代”的国际法学教育主要包括京师同文馆的国际法学教育和国际法留学教育两个方面。无论是在京师同文馆进行的国际法学教育，还是到国外接受国际法教育的留学生们，都没有为中国国际法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人才基础，没有产生一个独立的自愿推动国际法学在中国发展的学术群体。     

按份共有分割请求权若干问题研究

基于对按份共有分割请求权的整体思考，理论和实务中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共有分割请求权的性质，分割协议的性质、分割协议达成与否对诉讼分割的影响、分割协议上的请求权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诉讼分割中的拍变卖分割方法、分割请求权的代位行使，分割请求权所受限制登记和动产查封的限制，分割请求权行使的法律后果即分割效力的发生、法定抵押权的设立、对共有物上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等。     

关于提升民族地区县级政府能力的思考

提升民族地区县级政府的能力,就是要使民族地区县级政府变成能做事、会做事、做得好事的政府。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提高民族地区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增强民族地区县级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廉洁意识,促进民族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加强民族地区县级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困境与重构：对我国政府问责制的再思考

建构政府问责制是基于民主授权关系和社会基准价值所形成的对政府及其官员行为的制度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必然要求,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创新举措。本文从政治哲学、公共行政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资本等诸多层面分析了政府问责制的内在逻辑及其合理性。但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实践层次较低、监督弱化及公共行政文化带有滞后性等因素的存在,使我国的政府问责制在现实中面临许多困境。对此,我们应着力完善政府问责制的立法,强化监督机制,引入政府绩效评估,建设新型行政文化,从而建构起科学合理的政府问责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