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与中日关系探析

长期以来 ,日本对华高技术出口政策不是以经济利益为动因 ,而是受到种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极大地制约了对华高技术出口和与中国经贸关系的发展 ,反过来又对政治关系产生了严重影响。本文描述了这一政策的演变和现状 ,试图从日本的对华外交战略以及日本处理中美日大三角关系的角度分析其根源 ,并展望了中日高技术合作的发展大势 ,提出了中国的对策建议。     

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重大战略意义的思考

在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这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伟大实践，是保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的需要，是增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的大事，是改善我国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的重大战略措施，是推进和加快我国整体实施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     

中央苏区保障妇女权利的伟大实践初探

中央苏区时期，以毛泽冻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为指导，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妇女政治、经济、教育和婚姻等方面的权利，苏区妇女的积极性空前提高，她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之中。并发挥了重大作用。     

美国的中亚战略及前景

冷战后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以来,中亚地区对于世界各大国或相关地区强国的地缘和能源战略的重要性凸显。美国作为一超,在企图独霸世界的全球战略中逐渐认识到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并逐步调整其中亚战略,其成就令其他利益角逐者刮目相看。但是,美国在追求自己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过程中不可能一帆风顺,会受到很多内外因素的影响和掣肘。中亚地区的未来不会取决于美国的一厢情愿,但是美国依然会将建立和加强中亚地区平衡作为自身在欧亚大陆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     

论《易传》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易传》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基本精神,对革故去弊、开拓创新、以和为贵、团结统一、顺时而动、居安思危等中华民族其它优良品格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利不是不好”：朱熹对《易传》之“利”的解读

朱熹解《易传》“ 利者义之和”“ 利物足以和义”,不仅讲“利物”与“和义”的统一,强调“利物”之重要,表明对于利物、利人、利天下百姓的重视,而且由此进一步讲义利的相互联系,讲“利不是不好”;同时批评《苏氏易传》“义非利则惨洌而不和”,反对把义与利并列为二物,反对惟利是求。在此基础上,朱熹认为,对于利,既要从义利关系的层面看,又要从利害关系的层面看;既讲“利不是不好”,又讲“以利为心则有害”,反对求利之心。这一思想不仅在后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而且可以为今天提供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周恩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华民族实现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的征程中,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参与领导了革命建设时期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工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了一生,付出了全部心血.他少年时代就树立了高远志向,为寻找“中华之崛起”的答案,他求学南开,留洋考察,确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在革命战争时期,他驰骋疆场、南征北战,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进行了艰辛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他夙夜吐哺建设,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在“文革”中,他苦苦地支撑局面,耗尽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虽然周恩来未能见到祖国和平统一和“四个现代化”实现,但他为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作了不懈努力.他的一生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一生.     

新时代伟大斗争的生成逻辑与实践路径

"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大政治论断。其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立足于百年大党长期探索执政规律的成功经验,反映了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等深厚理论逻辑是伟大斗争思想淬炼的根基;中国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百年征途中进行的革命、建设、改革等斗争历史逻辑显现了伟大斗争的政治历练担当;创造性地继承马克思主义斗争精神是伟大斗争得以"改变世界"的赓续。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环境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干部坚定斗争意志、把握斗争方向、汲取斗争智慧、增强斗争本领是实践之需。     

谈谈中央红军两次过湘江的人员损失

1934年下半年,中央红军两次从广西东北部渡过湘江。两次过湘江给中央红军造成了多大的人员损失,这是学术界一直争论的问题。通过研究,我们认为,红军第一次过湘江损失较小,第二次渡过湘江,中央红军损失约两万人。     

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及其问题和对策

本文首先对新中国各个时期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演变过程进行了考察。接着指出当前我国消费率已经跌入低谷,投资率步入高峰,亟待调整,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发展、改革、稳定的全局性问题。最后着重就降低经济增速和改革投资膨胀机制两方面提出了对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