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肾安胎冲剂对复发性自然流产小鼠蜕膜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调控作用研究

目的 观察补肾安胎冲剂对复发性自然流产（recurrent spontaneous abortion,RSA）小鼠胚胎丢失率和蜕膜组织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及其受体的影响。方法 采用Clark经典RSA小鼠模型,将RSA小鼠随机分为模型组、补肾安胎冲剂低剂量（11.7 g/kg）组、补肾安胎冲剂高剂量（23.4 g/kg）组,黄体酮胶囊（156 mg/kg）组,另取正常妊娠小鼠作为正常组,每组8只。末次给药后,处死小鼠,计算胚胎丢失率;光镜下观察蜕膜组织血管形态学改变;采用免疫组化法检测蜕膜组织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2（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2,VEGFR-2）、可溶性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1（soluble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1,sVEGFR-1）的表达;采用RT-PCR法检测小鼠蜕膜组织中VEGF、VEGFR-2及sVEGFR-1 mRNA的表达。结果 补肾安胎冲剂能改善蜕膜组织血管形态学变化,升高蜕膜组织中VEGF和VEGFR-2蛋白含量,降低sVEGFR-1蛋白含量;能显著降低RSA小鼠胚胎丢失率（P<0.05）,升高蜕膜组织中VEGF和VEGFR-2 mRNA表达水平,降低sVEGFR-1 mRNA表达水平（P<0.05）,呈现明显的量效关系。结论 补肾安胎冲剂对RSA小鼠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调控VEGF及其受体,改善蜕膜组织血管重铸有关。     

论建立和完善我国有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的必要性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 9章仅对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设立程序做出规定 ,并没有明确规定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问题 ,基于此 ,本文通过比较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异同 ,初步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程序的立法建议。     

刍论ICSID仲裁庭对“投资”的界定

《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的缔结历史表明,长期的协商和谈判并未促成缔约国间就投资一词的含义达成统一意见。同时,由于ICSID仲裁庭的组成依个案而不同,对于投资的界定每个仲裁庭的方法也并不完全相同。根据ICSID仲裁庭过去的判例,仲裁庭主要依据两种方法对投资进行界定。ICSID仲裁庭应当在充分地尊重缔约国因接受ICSID仲裁体制所让渡的主权权利的基础上,严格地解释《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及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投资的含义。因此,笔者认为确有必要改进仲裁庭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界定投资的方法。     

刑事诉讼审级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现代各国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虽有一定差异,但多是以三审终审制为原则确立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法院改革的不断深化,现有四级两审终审制的缺陷已不断显现,并与现代审级制度的一般原理相悖。现有审级制度在程序设计上以及在与司法体制相融合时表现出的渚多缺陷,已经影响到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和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需重新建构以三审终审为原则,以一审终审为补充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同时实行法院的职能分层,规范再审制度。     

补偿博弈与第三方评估

从对公共利益、公众参与、公平补偿的强调来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相比《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步显著。然而,引入经济学中博弈论概念工具对该征收条例的解读表明,公平补偿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评估机构。该征收条例中一些模糊的规定,以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赋予评估机构以垄断地位的制度设计,为政府和评估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留下了极大的空间。由此,构建有效的第三方评估市场,并在政府报价之后赋予被征收人以真正的自由选择评估机构的权利,是构建法治社会中和谐的征收关系的关键。     

法律解释的困境

由于法律解释元规则的缺位 ,法律解释学很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疑难案件的判决结果并不来自于法律内部 ,对不同判决方案预测其社会效果并权衡其利弊得失是隐含于法律解释中的思维过程 ,正是这个隐含的思维过程决定了疑难案件应当如何判决、法律应当如何解释。     

论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与实现路径

构建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只有深刻把握其本质特征才有可能实现。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体现在六个方面:公平正义、规则有序、协调均衡、价值坚守、社群互认和宽容仁爱。和谐社会的构建需要历经两个阶段:法理阶段的社会和谐和伦理阶段的社会和谐,前者是和谐的基础阶段,后者则是成熟阶段。实现社会和谐应从基础阶段开始,以对公民权利的诉求为实现路径的开端,在各利益集团、各社会阶层相互博弈过程中达到多方利益的相对平衡。尔后向成熟阶段发展,以对他人和社会承担义务和责任的首要诉求为实现路径的开端,通过内敛与自我约束而达到非博弈状态下的利益平衡。这才是理想状态下的社会和谐,因为体现了更丰富的道德内涵和本质上的公平正义。     

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程序规范化改造

2007年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关于再审程序划分的“三阶构说”日渐占据民事诉讼学界的主导地位.应从“三阶构说”的理论基础出发,结合现有法律规定,深入研究并完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程序具体内容,并针对其中若干疑难问题展开讨论,提出进一步完善申请再审案件受理程序的理论方向和具体构想,力求建立起更加完善、更具有操作性的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受理程序.     

刑事程序性上诉的若干问题研究

程序性上诉是一种重要的程序制裁与救济机制,主要包括程序性上诉的模式、程序性上诉的提起、程序性上诉的审理程序、程序性上诉的裁判方式等方面的内容。程序性上诉有三种模式,其中二审实行事实与法律审之事后审、三审实行法律审之事后审是较为普遍采用的模式;程序性上诉提起的基本要求是必须明确上诉理由,但该要求需与辩护制度衔接起来,否则会变相地剥夺当事人的上诉权;程序性上诉审以上诉理由为审判对象,以庭审笔录为调查基础,以开庭审理为原则;发回重审是主要的程序性裁判方式,但只有严重影响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程序错误,才会导致发回重审。     

论量刑建议的运行原理与实践疑难破解——基于公诉精密化的本土考察

在我国当前司法环境下,量刑建议制度的提倡与践行不仅可以从程序维度规范审判机关的量刑裁判权,同时也能促进公诉权的精密化,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该制度的试点与发展也面临着体制与机制上的双重拷问,即司法体制上容易滋生检法冲突,工作机制上也与现行检察机制改革有诸多不协调之处。为减缓痹症、深化改革,未来中国量刑建议制度的完善,应完成以下逻辑转换：制约重点,从自由心证到量刑裁断;适用范围,从简单案件到争议案件;启动主体,从领导决议到主诉决定;建议方式,从概括确定到相对确定;程序参与,从检法合意到量刑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