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行检察监督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通过对我国民行检察监督制度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折射出我国整个检察制度发展改革应完善的方向：加强检察理论研究，重视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为检察改革营造出良好的理论环境；重视检察改革中的外部关系，与法院在博弈中加强合作，在合作共赢中推进检察制度改革；鼓励地方检察机关的创新型实践，检察改革应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改革路径。     

领导干部要积极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

改革开放30余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不改革就不会有任何出路.当前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大的改革时期,正是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高发的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如处理不好社会风险因素,往往易诱发群体性事件.目前各级地方政府及一些领导干部对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更多的是被动应对.因此,提升领导干部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能力就显得十分迫切     

论工会组织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支点与制度构建

现代诉讼理论早已抛弃严格的实体当事人概念，认为诉权和实体权利可以分离，这为工会组织基于职工利益参与民事诉讼奠定了理论基础。工会组织对自体权益受损以及职工的集体利益受损的案件具有诉讼利益，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程序的当事人。对于职工个体利益受损的诉讼，工会组织则不具有诉讼利益，而应该以诉讼协助者的身份出现。在我国，由于工会自治性欠缺等原因，工会组织很少参与民事诉讼。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采取措施加强工会建设，提高工会组织的维权能力。     

《孙子兵法》与处置群体性事件谋略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论述谋略智慧的军事巨著，在孙子“全胜”思想的指导下，主张通过认识战争规律来控制战局，用计策谋略来赢得战果。当下，公安机关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按照“以柔克刚、依法行动、注重实效”的处置原则，通常采用《孙子兵法》的“攻心”、“择机”、“拖延”和“就势”谋略，科学妥善的处置群体性事件。     

“不依法给付行为＂之判决适用研究——基于《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6项的展开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l款第6项是行政给付进入诉讼救济的规范基础，但是因其就给付形态的规定过于模糊，导致当事人救济中获得的判决形式不明。将“不依法给付行为”作动态解释，它可以分为“消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积极不依法之不给付、少给付行为”以及“不依法之完全给付行为”，相应地分别对应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和确认判决。     

On The Trial-centered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enter of the judicial system, but also the visual expression of modern criminal structures. The Eighth Session of the Fourth Plenary proposed reform to the trial as the center of litigation system, to provide a policy basis on which to build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n prosecution of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body performs an important function in the “trial centered” litigation model, how to build the suitabl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secutors and lawy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target to be completed in Litigation Reform.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权利诉讼救济问题研究

我国《民法典(草案)》将"生物识别信息"列入"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目前,在外国以保护隐私权思路保护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民事诉讼实践中所遇到的困难主要包括:"类主体"与"类事由"化问题;侵权行为的"程序性违法"问题;传统"案件—诉讼—损害"的民事法理逻辑对损害赔偿的限定等问题。充分完善"类诉讼"制度;解决新兴权利的法律赋权问题;确定"程序性违法"的"损害"认定标准以及完善举证责任制度,是保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民事权利诉讼救济充分实现的制度优化措施。     

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课题

在司法文明指数报告中,考察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思路,包括设计二级指标和测试题目两方面内容。通过分析指数报告,可以发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情况总体不佳。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应当强调发挥法院的作用;而未来改革的基本课题,包括如何防止权力主体滥用自由裁量权,以及如何为权力主体依法行使职权提供必要的外部保障。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的测谎权

山木集团前总裁宋山木强奸案向我们提出了被追诉人有无权利要求测谎的问题。只要在刑事诉讼中允许使用测谎技术,无论是允许其作为证据使用还是仅仅将其作为审查判断证据的手段,被追诉人单方面向法院申请测谎,实质上均是一种试图向法院澄清事实真相的诉讼证明行为。被追诉人的测谎权是一种相对权,而非绝对权。鉴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测谎只能作为审查判断言词证据的方法,尚不能作为独立的证据适用,因此法院是否批准被追诉人的测谎申请,应以有测谎之必要为前提。     

谨防诉讼调解过度化

鉴于诉讼调解在彻底解决纠纷、实现案结事了方面确实具有判决难以比拟的优势,诉讼调解在司法政策上得到支持,在司法实践中受到欢迎,具有足够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但是,我国原有制度已经为法官优先选择调解提供了充分的激励,在此基础上再大力强调调解,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法官调解,有可能会造成诉讼调解过度化乃至强制化的局面。这种局面不但会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司法权威,阻碍我国的法制建设,也不利于审判效率的提高。因此,必须谨防诉讼调解过度化现象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