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立法非正式听证研究

行政立法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的实质性区别在于行政立法主体受听证笔录拘束的程度。基于行政立法自身的特点,行政立法应当更多地采用非正式听证。任何行政程序都需要有具体程序制度的支持,因此,应当建立支持行政立法非正式听证的各项具体制度,包括公告制度、评议制度、相对案卷排他制度和效力制度等等。     

论我国仲裁机构的法律属性及其改革方向

仲裁机构法律属性的确定关涉到仲裁机构治理、改革方向选择与中国仲裁制度优化。由于立法未明确仲裁机构法律属性,受政府牵头组建的模式与现行体制限制,仲裁机构继被归类于事业单位后,又被其分类改革裹挟而无所适从,整体"行政化"色彩严重。历史原因与当前深化政府机构改革的压力叠加,使得仲裁机构面临被"违法改革"的危机。仲裁私法自治的本性决定了仲裁机构的非官方性和独立性,制度竞争促使仲裁机构走向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我国仲裁机构改革应当彻底去行政化,确定公益性非营利法人定位,优化治理结构。仲裁应主要通过行业协会进行自治自律,政府监管需依法适度。融入国际竞争、完善仲裁法治、加强人才培养是未来仲裁发展之关键。     

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瑕疵仲裁协议的法律适用

有效的仲裁协议是进行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础,实践中瑕疵仲裁协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瑕疵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取决于瑕疵仲裁协议所适用的法律。从瑕疵仲裁协议特点出发,瑕疵仲裁协议法律适用的方法具有特殊性。必须从其法律适用的角度一方面确定瑕疵仲裁协议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寻求完善和解决瑕疵仲裁协议问题的方法,最终减小因仲裁协议存在瑕疵给国际商事仲裁造成的阻碍。     

农村民族地区大力推进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研究——以贵州农村苗族地区为例

刑事和解作为目前刑事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共同热点,其研究已呈如火如荼之式。然而,地处边远、经济落后、资源匮乏、传统民俗习惯深远的农村民族地区,由于受到历史传统的影响,更具大力推进刑事和解的社会环境。因此,扩大法律的适用范围,在农村民族地区推进刑事和解尤显必要。     

对我国缓刑制度有关问题的探析

缓刑制度在我国虽然发展时日并不短暂,但是因为相关规定并不完善,致使其在我国并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对缓刑制度的概念、国外关于缓刑的有关规定及我国刑法关于缓刑有关制度加以介绍的同时,更需指出我国现行缓刑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出了一些解决的建议。     

宪政视角下的“公民上书”

在推进我国宪政建设的进程中,近年来,"公民上书"事件的涌现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亮点."公民上书"对于推进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和权利对权力的制约都具有相当作用,具有积极的宪政意义.未来可以借鉴国外违宪审查的某些做法,针对我国现行的违宪审查的不足加以改进,设立宪法委员会,让"公民上书"的范围扩大,能得到及时回应以及特殊情形能以听证形式进行,让"公民上书"在宪政的推进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参与庭审的法律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 ,这是我国民主与法制进步的表现。但是 ,由于相关立法不够完善和全面 ,致使司法实践中出现《刑事诉讼法》关于被害人参与庭审的相关法律规定并未得到贯彻执行的现象。为了切实保护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对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参与庭审的立法加以完善势在必行     

地方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缺失及系统重构

尽管各层级政府为治理群体性事件付出不懈的努力,构建了应对机制,但就部分地方政府而言,在群体性事件应对中,仍存在一定缺失。这些缺失包括理念误区、体制障碍及应对失措。为此不仅要考虑宏观的政策制度安排,还应重构操作性的制度系统,包括预防体制中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系统、社区控制体制、减压机制,事件现场处置系统中的治安接处警系统、对话系统和第三方调停系统,善后系统,以及全过程的舆论监督系统。     

未完全定型背景下的协商性法律监督——作为协商内容的制度改良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内容在当前世情、国情、社情下必须有新的内容。目前检察机关面临的外部环境要求检察机关以更积极的态度、方式来应对社会矛盾,依托执法办案参与政治活动。检察机关主要工作是刑事案件办理,但从延伸检察检察职能的角度看,更应关注犯罪发生的深层制度原因,并针对制度原因提出相应的政治建言。单个刑案所反映的制度原因可能是碎片式的,但将这些碎片式的制度原因结合到一起,就可能发现罪犯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因此,协商性法律监督就是要通过个案反映出的制度累积性矛盾,以对话、沟通、建议等协商性形式提出针对性的法律监督意见。在实务方面,检察机关参与制度改良既有现成的政治环境,也有相应的工作方式。今后的检察执法更应当注重点对面式的监督。     

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本文拟在分析我国行政听证制度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从民主法制建设、行政主体和公民自身等方面来分析和探讨存在问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