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所负之义务

通过对被保险人对于代位求偿权所负义务性质的剖析,明确了被保险人仅负有不得损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消极义务。结合英美法的相关制度和判例并联系中国海上保险的司法实践,进一步阐述了被保险人所负义务的内涵。最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进行检讨,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的修改建议。     

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到“冲击-反应”论——考察毛泽东的国情观与革命论的一个视角

"冲击-反应"论是近现代西方学者包括马克思以中国国情为依据分析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种观点。中国革命的导师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就明显受到马克思中国观的影响,其观点与"冲击-反应"论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但在近现代中国革命任务的问题上,毛泽东却在当时苏联的影响下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使他的革命论与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与东方社会理论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并影响了建国后的政治实践。     

论程序违法发回重审的条件——域外认知&中国立场

发回重审是重要的程序违法的制裁与救济机制,它对于维护程序的公正、实现程序的独立价值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程序违法不是发回重审的充分条件;只有程序违法严重影响程序公正或者可能影响判决、并且已经在原审中被及时提出过异议,才会导致发回重审。     

我国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保障的缺失及对策探讨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儿童已成为我国网络使用的重要群体。网络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因素,对儿童成长的影响逐渐凸显。儿童在上网过程中,网络环境中充斥的淫秽、色情等不良有害信息以及某些网络违法者对儿童实施的性骚扰及性侵害等行为严重侵害了儿童的性权益。近几年来,网络环境下侵犯儿童性权益的案件频繁发生,如何有效的预防和制止这类犯罪,在复杂的网络环境中减少侵犯儿童性权益的犯罪行为,是我国目前应重视的问题。通过提出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受到侵害的现状,探析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被侵害的原因,进而提出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保护的对策,通过完善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儿童网络安全的管理,加强学校和父母对儿童的性教育与网络安全教育等相关措施,净化网络环境,保护网络环境下儿童性权益,保障儿童的健康成长。     

对加强胜利油田惩防体系建设的思考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创新举措。胜利油田惩防体系建设以党的十八精神为指针，固本清源抓教育，规范权力抓监督，以查促防抓惩处，牢牢把握促进党员干部清正廉洁、保障履职安全的目标指向，为提升胜利油田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水平，推动胜利油田打造世界一流、实现率先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20世纪80年代“第三梯队建设”战略决策的历史考察

1980年代初，中共中央从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国家的长期稳定及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发，作出关于第三梯队建设的战略决策。这一过渡性人才选拔培养战略，至80年代末随着其使命的完成而退出历史舞台。尽管它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其产生的影响却极为深远。     

浅谈微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及对策

自2010年以来,微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逐渐扩大,现如今它已然成为人们交流互动与发布消息的重要网络平台。大学生作为一个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群体,早已对于微博的使用了如指掌,与此同时微博也在影响着大学生的各个方面,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角度入手,阐明微博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种种影响并说明其对策。为今后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有力支持。     

我国基于横切分裂的多元协商民主模式——以十八大代表结构为例

近年，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模式颇为关注，众多学者对这一模式的起源、定义、发展趋向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很少注意到：协商民主模式的有效运作必须以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横切分裂为基础；这一模式内部包含多元参与；其有效运作必须以一国内部经济、宗教、语言、民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两极化为前提。协商民主模式的发展必须注意多元参与和运作前提等等。对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结构变化的分析可以判断出：我国正在完善多元协商模式，而且，这一模式将有效维护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龙勃罗梭在中国——一个犯罪学史的考察

龙勃罗梭及其学说在中国之命运变迁,是中国犯罪学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中国犯罪学以译介龙勃罗梭著作和理论为开端,其夭折也以批判和否定龙勃罗梭及其学说为先导,而其再生与发展同样是以对龙勃罗梭的肯定和客观评价为重要标志.因为龙勃罗梭,犯罪学始成为科学.遗憾的是尽管龙勃罗梭的学说传入中国已逾百年,但是当代中国犯罪学总体仍然处于形...     

"无讼"法律文化与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

"无讼"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价值取向,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产生了许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从而导致公众的狭隘工具性法律认同、单一性法律认同和对法律的不认同.但同时,"无讼"法律文化对当代中国公众的法律认同,也有许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和有益的启示.它对社会安定与秩序的追求,是人们产生法律认同的基本前提.我们可以批判地借鉴它对传统道德、民间习惯等社会调节手段的运用,从而建立法律的内在权威,促进公众的自觉认同;它所推行的多规则统治模式,有利于我们避免"法律万能主义"的非理性认同,建立对法律的理性认同.我们在法治化进程中,要坚持"权利本位"的宗旨,提供良好法律产品;执政党和政府要厉行法治,做法律认同的典范;进一步促进国家法律对民间规则、习俗的认可、接纳力度,使法律成为公众内心习惯的一部分,增强法律的亲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