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空前繁荣时期。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观念也随之乘虚而入,致使一些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因此,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治中兴:晚清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的悖离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兴,虽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政治体制模式却遭到结构性破坏———中央集权权力向地方督抚下移,而中兴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造成清末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相互悖离,双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设中的合法性和积极意义。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新陈代谢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甚至迂回不前,并出现晚清政局特有的征象。     

简论以法治腐--学习邓小平反腐倡廉思想

邓小平反腐败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治理腐败与民主法制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不仅为我们指出了防治腐败的根本方法,也为我国政治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整体思路.     

政治文明与我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政治文明作为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人类在政治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文明成果,是一个以制度建设为主干,包括政党政治、民主政治、法治政治的完整体系。其实质就是要实现政治结构、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法治化。因此,政治文明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和促进法制现代化的发展。     

试论邓小平的科技意识

从纵向来看,邓小平的科技意识有一个萌芽、成熟和提升的过程;从横向来看,邓小平科技意识包括科技认知、科技情感和科技意志三个方面。邓小平的科技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推动中国科技事业发展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充分发挥家属的重要作用,推动精神康复工作的发展——来自"广州市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的经验

文中分析了家属在精神康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引起社会对精神病人家属的关注;然后总结了“广州市利康家属资源中心”关心家属、服务家属的相关经验;最后从“广州市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的实践成效中提炼出了几个观点。     

论我国立法监督机制的完善

立法监督是一国立法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 ,也是完善一国法律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如何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立法监督机制 ,一直是我国法学界同仁们探索的一个理论与实践问题。文章在揭示我国目前立法监督机制缺陷的基础上 ,提出了由全国政协作为专门立法监督机构和建立立法听证的审查制和立法听证制度的主张。     

政治化角度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

30年代是中国20世纪学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学论争，学讨论乃至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因此，本的探讨对加深理解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章分别从学论争的起因，论争中各方所关注的重心、论争各方的心态，对话的基本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重要学论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显的特征，并进而分析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30年代特殊的政治化语境的根源。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两个文明”到“三个文明”的发展

论文回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出的历程 ,阐述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划分与社会实践领域的一一对应关系 ,说明了其三位一体的关系实质 ,最后 ,就对新时期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出了初步的思考。     

The GMO food arena in the EU (1998–2001)

A highly politicised arena in the EU has been caused by the 1998 Commission legislative proposal with regard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GMOs). The debate over different interests became more intense. During the EU decision‐making process concerning GMOs, two larger coalitions cutting across institutions and countries waged the fight: one was led by industry and was in favour of GMOs and the other was against and mainly rooted in nongovernmental lobby groups. In mid‐2001, the ‘anti’ movement had gained a (temporary) winning position. In an attempt to explain this,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industrial lobby has been nonchalant in its preparatory work for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by not carefully studying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issues, time developments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is arena. With the benefit of hindsigh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ndustrial lobby itself has missed opportunities and made unforced errors. Copyright © 2003 Henry Stewart Pub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