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理论基础

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目前我国公安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必然需要理论支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环境预防论、社会控制论、系统论、公共安全理论、社区警务理论等。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高职特色探讨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高职院校一门重要的公共基础理论课,必须将高职理念贯穿和融入到课程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之中,着力培育并凸现课程的高职特色。     

略论新加坡鞭刑制度的法律基础

新加坡鞭刑继承自殖民地时期刑罚,受穆斯林习惯法影响,符合法的继承规律,没有违反本国宪法规定。目前尚无反酷刑公约或条约能约束新加坡鞭刑,而且其也不与现行反酷刑公约或条约、国际习惯法、法的一般原则相冲突。新加坡鞭刑不是法律意义上的酷刑,宽容死刑的态度使这一指责更显苍白。另外,普通刑罚在新加坡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主刑失效、犯罪形势严峻等因素将新加坡刑罚推向目的刑主义。     

刑法学中危险接受的法理

根据是自己侵害还是他者侵害这一标准,危险接受分为两种情形:被害人自己支配实害结果发生的,被告人的行为属于自己危险化的参与;被告人的行为支配实害结果发生的,则是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被害人承诺、规范的保护范围、被害人自我答责等理论,均不能妥当说明危险接受的法理。在自己危险化的参与的场合,被害人支配实害结果发生的行为不符合任何犯罪的构成要件,故参与者(被告人)的行为不可能成立犯罪。在基于合意的他者危险化的场合,被告人支配实害结果发生的行为,符合过失犯的构成要件且不具有违法阻却事由,原则上不排除犯罪的成立;但是,如果能够认定被害人对被告人实施强制行为,或者具有优越的知识,支配了因果发生进程,对实害结果的发生处于间接正犯的地位,则被告人的行为不成立犯罪。     

我国行政指导可诉性探讨

行政指导的行为性质应打破传统事实行为的瑕疵性界定而归入行政行为的范畴,将行政指导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符合宪政以及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国内外现实与理论环境已经为我国行政指导可诉提供了可行性条件。为此,我国有必要从受案范围、原告资格、司法审查以及适用法院调解方面来构建相关行政指导诉讼的规则。     

团体诉讼制度概念辨析

对团体诉讼制度概念的合理界定，涉及到对一些关键要素的澄清。团体诉讼中的“团体”并不等于“行业自治组织”或我国通常所说的“社会团体”，诉讼所保护的利益也不仅仅限于公共利益。在此类诉讼中，团体处于原告地位。规范团体诉讼的法律有可能是实体法，也有可能是程序法；可能是特别法，也可能是一般法。团体诉讼之诉的类型主要是不作为之诉，但也有可能是其他类型的诉。团体的诉权基础在于法律的直接规定或团体成员的授权。     

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理性思考及制度完善

我国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可以借鉴"全景敞视主义"理论,实现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平衡,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监督、重事后轻同步监督、重人员轻制度监督等方面的不足,满足社会公众期待、自身监督能力增强及程序正当性的需要,从构建反向监督机制、保障信息畅通、管人管事齐抓等方面,建立科学高效的运行机制。     

刑事和解适用问题探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许多人还不甚所了解,在司法实务界尚处于试行阶段。此次刑诉法修正案对刑事和解进行了专章规定,但过于笼统。文本上的抽象性影响了实务上的操作性,因此有必要探讨引入刑事和解的法律依据,区分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调解、案件"私了"之间的不同,以及进一步分析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     

国际侦查合作法律依据简论

在国际侦查合作的发展进程中,世界各国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规则,并最终上升为各类效力不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为国际侦查合作的顺利开展和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从国际法和国内法两大范畴对国际侦查合作的法律依据进行梳理、分类和整合,归纳出全球范围的国际侦查合作法律依据的三大特点及发展趋势。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理论基础辨析

国外关于刑事被害人理论基础学说纷呈，我国多限于对国外相关学说的介绍和叙述。事实上，刑事被害人补偿依循何种理论基础，直接影响立法例上被害补偿之范围，并且已有的理论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需要探讨的余地也很大。为此，以和谐、均衡、人本主义刑事法理念作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基础理论，对恢复因犯罪而失衡的法秩序，全面、均衡地保护人权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