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政案件审理依据的适用

本文着重分析了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行政案件的审理依据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的问题。指出人民法院对地方性法规的合法性鉴别是其审理行政案件的需要 ,符合宪法精神 ,具有法律基础 ,也是我国时势所迫。行政诉讼法关于“参照”规章的规定 ,不仅给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提出了难题 ,也给依法行政增添了法律依据上的困难。以规章的性质分析 ,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不宜轻易否定规章的效力。文章并就规章适用的程序和方式作了进一步探讨。     

试论政策评估的焦点及其标准

政策评估应该聚焦于什么内容与政策评估有哪些标准,这是政策评估中两个最为重要的问题。政策评估不是“数豆子的游戏”,它针对的是政策影响而非政策输出。政策评估关注的是政策结果带来的影响。政策评估标准基于多维理性,这些标准主要包括政策效益、政策效率、充分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当性。政策评估的公平性标准更是涉及个人福利最大化、保障最低福利、净福利最大化、再分配福利最大化的公平思路,阿罗悖论、阿马蒂亚·森选择模式、帕累托标准、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等为政策评估的公平性标准提供了有益借鉴。     

增强“三种意识”扎实推进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扎实推进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始终坚持以群众为本位,增强基础意识;要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增强问题意识;要始终坚持以制度为保障,增强制度意识。     

论高职院校教师面对新会计准则如何开展会计基础教学工作

在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实施三年多的时间里,无论对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对高职院校会计专业的教师和学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笔者作为一线教师,结合新会计准则的要求,对会计基础教学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教学观点。     

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理论基础探究

全面推行侦查权司法控制已成为刑事诉讼法再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开展侦查权司法控制相关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作为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理论基础,可以概括为：侦查权的行政性质是司法控制的内在型基础;保护被追诉人权剩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外在型基础;正当程序理论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理想型基础;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法理型基础;刑事诉讼构造理论是侦查权司法控制的结构型基础。     

生态习惯法对西部社会法治的可能贡献

习惯法对法治的可能贡献取决于其自身所具有的认同性、变迁性、中介性等特征,在这个意义上,生态习惯法最有可能对西部社会法治给与贡献,因为出于生存关照,生态在西部民族地区表现为一种“生活的样态”,民众将生命、精神与自然生态相统一,并与民族宗教精神的高度契合,使得生态习惯法具有了普适性与效力保障,这既构成了生态习惯法对西部社会法治的可能贡献的理由,又对西部社会的法律信仰、法美学构建具有进一步的意义。     

处分原则之理论依据新论

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一般认为处分原则的依据是私法自治原则。而我国大陆诉讼法学界对于处分原则理论依据的阐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则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逐渐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以及国家干预私法的理论演变为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并趋向回归到私法自治原则。但实际上从法学的多维视角观察,处分原则的依据绝不仅限于私法自治原则。法理法学上的权利主体理论、自然法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想,宪法学上的宪政原理、法治国家与人权保障理论,民事实体法上的公私法划分与契约自由理论以及民事程序法自身的诉讼目的、诉讼价值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等均为确立处分原则的理论依据。     

论民事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范围及扩张基础

原则上,既判力只对诉讼双方当事人有效,但在特定情况下,既判力必要地及与第三人。基于不同的扩张基础,既判力可能扩张至不同类型的第三人。一般来说,既判力主观范围的扩张范围包括诉讼担当人、诉讼承担人、对裁判标的有公共利益的所有人、有实体法上依赖关系的人和请求标的的持有人或占有人。     

野生动物侵权法律探讨

近年来,伴随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实施以及自然保护区的设立,野生动物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但同时野生动物致人人身、财产损害问题也日益突显。从1997年的“思茅亚洲象”毁坏农田案到2005年上海野生动物园狮子吃人案、从东北黑熊伤人毁财案到华南虎吃牛案,野生动物致害案件屡屡不断。本文试图在这一法律空白领域“垦荒,”对野生动物侵权引发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如野生动物内涵的界定、赔偿的理论基础、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赔偿的义务机关等法律问题作以探究。     

论治安管理中的“没有法律依据”

“没有法律依据”问题是基层公安民警在工作中时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其表现为：公安民警在进行治安管理或查处治安案件时，因找不到明确、合适的法律条文进行适用而导致工作无法开展。这一方面是由于现行法律在某些方面存在缺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公安民警自身素质存在某些不足。这一问题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及时、有效地开展治安管理和进行案件查处，从而无法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及时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