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作证的基础探析

证人为什么要作证 ?人们不加思索地回答 :因为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种回答是比较肤浅的、片面的。用现代法理学眼光来看 ,用权利理论可以轻易解释为什么西方有的已经把作证作为公民自己的自觉行为 ,而中国证人出庭作证难是因为欠缺权利观念呢 ?因为法律的效力不能简单地建立在暴政或单方面的强制之上 ,而应建立在社会道德之上。在中国 ,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树立强烈的权利意识 ,尊重个人的主体意识 ,当义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时 ,证人拒绝作证才能从观念上消除。     

试论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执行的理论依据主要是行政行为具有先定力;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提高行政效率是行政行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公共利益至上.行政强制执行主要有大陆法系模式和英美法系模式.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应由行政机关和法院共同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的划分尚不统一,应加紧完善.     

试论邓小平关于宣传思想工作地位的思想

关于邓小平宣传思想工作地位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要点宣传思想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宣传思想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准确把握宣传思想工作的地位还要走出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和谐社会之历史源流与宪政分析

中国和西方古典和谐社会思想有较大差异:中国古代思想家形成了一套以“和谐”为根本价值基础的完整理论体系,其中涉及社会理想、伦理道德、治国理念、民本思想等等;西方古代的合谐思想包含公平与正义、城邦公民的公共利益、限制君主权力滥用等系列内容。和谐社会是以人为本,尊重人格、保障人权、体恤人性与追求人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宪政的根本价值内核也在于将人置于崇高的地位,二者相通之处都在于凸显人、尊重人、保障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既是和谐社会的评判标准也是宪政的根本出发点。     

论前科消灭制度的正当性根据

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与正当性根据。从人性的维度来考量,前科消灭制度是人性的可变性与发展性以及具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必然要求;用哲理的眼光来审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都为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奠定了理论上的支撑;从法理的立场来观照,前科消灭制度乃是公正性与功利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以刑理的视角来省察,报应与预防亦为前科消灭制度的存置提供了证成的理由。     

逮捕之正当性研究

逮捕是一种剥夺人身自由的最严厉的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强制力的集中体现。它既有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又不是无限的。在现代法治社会越来越强调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形势下，国家更不能任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从规范国家权力运作、保障人权的角度讲，逮捕必须具有存在基础正当性、逮捕的正当性要件。     

和谐社会的理想与现实——一个政治学的视角

后革命时代,发展是社会的主旋律,革命的逻辑是在无秩序中求新秩序,发展的逻辑是在现有秩序中求进步。多元复合转型的中国社会是一场自我革命,充满矛盾和冲突,机遇与挑战,必须在秩序中实现转型。和谐社会的理想是我们实现这个转型的最佳选择,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重构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以民主监督防止权力异化,建设科学合理的分享机制,建立化解冲突的空间。     

谈谈撤回公诉

由于新刑诉法取消了撤回公诉的规定，引起了法学界对撤诉制度的争论．该文着重从撤诉权的理论基础一一起诉便宜主义和实事求事原则进行了阐述，并就如何确立撤诉制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了撤诉案件的适用范围和撤诉程序的设想．     

执政党建设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建设要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党的阶级基础增强和群众基础扩大后,要深入地研究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问题,实现工人阶级政党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的辩证统一,把新世纪政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列宁关于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思想及其意义

列宁在领导俄共(布)执政的过程中,围绕如何不断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强调,执政党要依靠广大群众的信任而不是依靠强制力执政;执政党必须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执政党必须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取得执政的实际成效;执政党必须重视发挥执政党所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他的这些思想主张,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