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

中国式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格局形成的背景是什么?近距离反劫持谈判的体系是怎样的?近距离反劫持谈判的风险评估究竟如何?回答并弄清这些重要的认识问题,对于科学地推广这种极具个性化的谈判格局,提高应对这类突发事件效果的稳定性,强化社会公共安全心理,构建和谐的投资软环境是很有现实司法意义的。     

论我国法官自由裁量权保障与制约机制的完善

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既不是权力行使的边缘,也不是理想法律运行状态的偏离,而是依法行使权力的一种形式。国外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保障与制约机制已相当完善。我国应通过完善程序内制约机制与改革程序外保障机制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是一项关系到我国民族地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成败的系统工程。从法律制度上解决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理论现实根据、核心内容和实现保障,是有效建立和实施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紧迫任务。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现实根据是实现民族地区在缓解贫困中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进行保护和恢复;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理论根据是环境建设和保护正外部性的内部化原理。民族地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成可以设计为静态框架结构和动态实现安排两大部分。     

我国体育协会章程与体育纠纷解决方式的研究--以足球协会章程研究为中心

体育纠纷呈爆炸式地增加,研究体育纠纷的解决方式成为必要.体育协会章程在纠纷解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我国足球协会章程中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具有代表性.通过研究发现协会章程中有关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建议统一体育协会章程对纠纷解决机制的规定 ,明晰、简化内部纠纷解决机构的设置,强调作出的处罚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并在章程中规定在内部纠纷解决方式使用穷尽时,可以选择仲裁和诉讼.     

秦汉户籍制度的管理机制与功能

秦汉户籍制度是中国较早期、比较完整并且比较有效的人口管理制度。尽管带有历史局限性,秦汉户籍制度仍蕴涵了理性化的管理机制,其功能如控制人口并使之内部协调,指挥管理并使之利于政权稳固,重农抑商并使之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保障,决策应变并使之成为实施各项国策的坚强后盾等等,其中的理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     

工会学理论的最新发展——全国工会学研究会、中国工人历史与现状研究会2006年年会综述

从法律实施的角度来看,劳动合同法需要基层工会的配合与支持。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同样也需要基层工会的大力支持。工会工作者要坚持以理论创新推动工会工作创新,要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会道路。     

构建企业党员学习教育的长效机制

构建企业党员学习教育长效机制,是巩固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的可靠保证,也是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有力举措,必须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整体与层次、外力与内力的关系,努力把学习教育活动的经验、以及最新理论成果和企业实际需要统一起来。     

建立简易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若干思考

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的立法司法经验,建立简易刑事案件快速处理机制.该机制既具有公正、效率和效益的诉讼价值,也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我国立法应当明确该机制的案件范围、机制启动、诉讼期限以及适用例外.     

“独立工人”视角下共享经济就业特征及其影响机制

共享经济中形成了"平台+履约人"的新就业模式,催生了一个全新的就业群体——"独立工人"。"独立工人"与平台之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仅根据平台要求向客户提供劳务或服务。研究显示:我国共享经济从业人员以"独立工人"为主,吸纳的劳动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较低、技术等级较低、外地农业户籍的青壮年男性。在共享经济中有四至五成的从业人员属于专职"独立工人"。研究发现:选择从事兼职独立工作的群体有长期从业的倾向,而选择从事专职独立工作的群体则不希望继续从事独立工作。为进一步规范共享经济发展、保护"独立工人"的合法权益,可以从重新审视"独立工人"的法律身份入手,探索建立适合"独立工人"的"可携式福利"体系,尝试总结具有权威性的共享经济劳动标准,以推动该领域的劳动立法。     

“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