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诉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救济途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涉及行政诉讼的类型以及法院的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都因不同的行政诉讼类型而有显著区别。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最关键的问题是法院对于国家机密的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国家秘密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不能仅仅以属于国家秘密的空洞理由而不予公开。对于因政府信息公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应当给予国家赔偿。     

发挥高校工会优势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高校工会具有精神文化建设的优势和特色,通过加强教师队伍的师德建设,构建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和加强相关的理论研究,在教职工中逐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营造良好的校园精神文化,从而带动整个社会道德意识和道德水平的提升。     

切实加强工会组织网络建设不断提升工会组织维权能力——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会联合会建立10年的基本总结和启示

大连开发区外企工会联合会(简称外企联)是一个隶属于大连市开放先导区总工会的内部组织机构。外企联建立10年来,在加强工会组织网络建设,提升工会组织维权能力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充分发挥"四平"、"四带"、"学校"、"顾问"、"创新"作用,取得一些有益经验。     

民主革命时期开滦工人运动在中国工运史上的地位

开滦煤矿是中国近代较大的工业企业之一,有数万产业工人,建矿后的几十年间,矿工进行了数十次罢工运动,沉重打击了晚清政府、英国资本家、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工人运动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恭城新农村建设的路向分析

恭城新农村建设利用本土兴业,种养致富,使经济具有生态性、节能性、友好性、永续性,是对传统农业的创新。它构建了一种城乡融合和农工互补的农村城市化类型,其路径选择对我国中西部地区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乡风文明建设的理论探究与现实思考

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五项指标,其中,“乡风文明”和“村容整洁”共同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和外在形象。乡风是否文明直接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乡风文明”包含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活动内容之中。因此,要加大精神文明建设的力度,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之比较研究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而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建设与评估也开始成为社会监管领域的重要问题.通过回顾国内外已有的对政府能力概念和要素的研究,借用Nelissen的潜在能力和现实能力理论,结合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机构现实能力的要素分析和"行政储备"理论对机构潜在能力的要素分析,构建起药品监管机构能力的结构模型,并提出一套评估的指标体系.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统计排序对沿海十省(市)药品监管机构能力进行评估和比较,进而利用最小二乘法(OLS)建立回归模型,分析潜在能力中的财力和人力因素对现实能力的贡献率.研究发现:地区财力对监管机构现实能力的影响较之人力因素要大,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各地药品监管机构的潜在能力与现实能力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就那些现实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而言,现阶段有必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医药企业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管和农村地区医药监管基础设施的建设上;而对于潜在机构能力较低的地区来说,从"专业化、程序化和独立性"等方面提升机构整体的人力资源是当务之急.     

地方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限度——以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政策为例

治理理论被引入中国以来,一方面被学术界寄予厚望,另一方面关于治理在中国的适用性又受到很多质疑.治理及地方治理是为了克服各种不可治理性而进行的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和趋势.宁波市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过程表明,地方政府的职能转变需要管理创新.循于此,作为工具的地方治理就可能在中国出现并取得局部的良好效果,而且可能为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准备社会条件.但对地方治理机制的成长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仍然在于政府,政府职能的转变可能会创造出对地方治理发展有利的条件.在中国未来治理机制形成和运行过程中,政府将是最有力的保障或最严重的障碍.而在地方,治理的发展空间是存在的.因此,应将地方治理作为政府职能转化过程中的管理创新思路,逐渐发展出针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地方治理机制.     

论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

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是与民事强制执行权相对应的专属于执行债权人享有的一种独立的、基本的权利,我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应以该基本权利为核心构筑执行债权人的权利体系。对民事强制执行请求权的保护前提是立法,关键是执法。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的抵赦条款与国家对民间债负的赦免——唐宋时期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博弈

敦煌吐鲁番借贷契约中的"公私债负停征,此物不在停限"、"后有恩赦,不在免限"等抵赦条款,是民间社会对抗国家赦免私债的契约表现.始于北魏时期的国家对私债的赦免,针对的是"偿利过本,翻改券契"等民间高利贷行为;唐、五代及南宋、元初赦令,延续了这个传统.这一赦免初衷,也波及到无息借贷,致使抵赦条款也出现在无息借贷契约中,反映了民间防御意识的加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的反复出现与国家免除民间债负赦令的频繁发布,反映了民间高利贷与国家控制的长时间博弈.明清时,国家不再以赦令形式免除私债,契约中的抵赦条款也随即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