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赔偿制度现状分析与完善

我国的司法赔偿制度在归责原则、赔偿范围以及赔偿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缺陷。针对这些问题,我国司法赔偿应适用多元化的归责原则,并扩大现有司法赔偿范围,完善确认程序,引进听证程序。     

阴黄证内毒素水平的实验研究

目的:探讨阴黄证血浆内毒素水平以及内毒素血症在阴黄证肝损伤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方法:选用Wistar大鼠24只,随机分为正常组、阳黄组及阴黄组.采用生化法测定内毒素含量和丙氨酸转氨酶(ALT)活性.结果:与正常组比较,阳黄组血浆内毒素水平无显著性差异,而阴黄组显著高于对照组(P<0.01).阳黄组与阴黄组ALT活性显著高于正常组,且阴黄组显著高于阳黄组(P<0.01).阴黄组中内毒素水平与ALT活性之间呈正相关关系(r=0.993,P<0.01). 结论:内毒素血症为阴黄证常见并发症,内毒素血症在阴黄证肝损伤发病中具有重要作用.     

论学生伤害事故的归责

本文根据学生伤害事故的原因 ,结合影响学生伤害事故归责的因素 ,阐述了民事侵权归责原则在各种学生伤害事故中的适用。     

作为行政侵权客体的精神权利

精神权利作为行政侵权的客体经历了一个不予承认到给予承认,从最初的采取限定主义原则到后来的非限定主义原则的过程,而且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的行政侵权制度并未否定精神损害赔偿,只是很不完善。在我国建立行政侵权精神损害的赔偿金制度是必要的,为了切实地保障行政侵权中的精神权利,应当遵循全部赔偿的原则,而且要对赔偿数额进行量化。     

中国工伤保险制度预防机制的不足及完善

工伤保险制度的功能不仅在于赔偿，更重要的是预防职业伤害的发生。我国工伤保险制度自从1988年重建以来，在职业伤害救济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的职业伤害发生率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说明工伤保险制度中的预防机制没有得到有效的调动。应从工伤保险缴费费率、政府监督、追偿权等方面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工伤保险制度的预防功能。     

大鼠皮肤挫裂创细胞间粘附分子-1的表达

目的 观察大鼠皮肤钝器伤后细胞间粘附分子-1(ICAM-1)表达的变化规律。方法 应用免疫组化方法,观察大鼠皮肤钝器伤后1h、3h、6h、12h、1d、3d、5d、7d、9d ICAM-1的表达情况,并用MIAS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图像分析。结果 正常对照组大鼠皮肤有低水平ICAM-1表达,钝器伤后ICAM-1表达增加,伤后7d达峰值,伤后9d开始下降。结论 皮肤钝器伤可诱导ICAM-1表达增加,其时序性变化可望作为一种客观指标用于法医学损伤时间的推断。     

论医源性不合理医疗费鉴定与赔偿

目的　探讨医源性不合理医疗费产生原因、表现形式 ,以及法医学鉴定与赔偿的可行性。方法随机抽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 480例 (自 1996到 2 0 0 2年 ,每年 80件 ,不包括 1999年 ) ,对其医疗费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 ,并作统计分析。结果存在医源性不合理性医疗费的案件数逐年上升 ,有关费用数额也逐年增加。结论开展对医源性不合理医疗费的审查和鉴定 ,并追究侵权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     

劳动合同解除中的“三金”适用——兼论我国《劳动合同法》的立法态度

劳动合同解除中的违约金、赔偿金、经济补偿金这三种金钱交付形式虽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但三者的性质、功能、适用条件都不尽相同,需要予以澄清。而且,在劳动合同解除中,“三金”常有被滥用或扭曲适用的现象,也需要加以纠正。通过完善我国劳动立法,规范与保障“三金”的正确适用,对于充分发挥劳动法的调整功能,维护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应然立法态度来看,我国《劳动合同法》应否定或严格限制违约金的适用;应该适当扩充赔偿金的适用范围;应严格将经济补偿金限制在劳动合同解除情形,否定劳动合同终止情形的适用。     

论《合同法》中的缔约过失责任制度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由德国法学家耶林于1861年提出,其基本理论为:诚实信用原则。缔约过失责任实质上就是对损害信赖利益的赔偿。作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补充,缔约责任的承担以违反先合同义务为前提,其赔偿范围以受害方信赖利益为限,以赔偿损失为主要责任形式。法律设定缔约过失责任,存在以法定责任形式弥补合同法和侵权行为法调整范围存在的前契约义务的漏洞,全面保护缔约人的合法利益,保障交易安全,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性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强奸妇女、奸淫幼女、猥亵儿童等性犯罪是严重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被害人多为妇女、儿童。这类犯罪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精神损害巨大,而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物质损失。根据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只能就物质损失要求赔偿,法院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不予受理。本文围绕性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及其赔偿问题展开论述,对目前刑事诉讼立法限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做法表示了不同意见,目的在于引起立法机关、审判机关对这类案件被害人权益的重视,进而完善立法,将被害人的精神损害尽早纳入赔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