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院校学生思想特点与主体意识情况的调查报告

调查涉及高职院校学生的专业思想、学习动力、课余闲暇、心理情绪、交往恋爱、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高职学生思想特点与主体意识情况。调查结果显示，高职院校的学生具有自主意识较强，思考问题更注重实际；注重个人内在心理体验与满足，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与人沟通观念正确，合作意识比较强；注重个人能力，正向的价值取向；自主意识较强与自主能力缺乏等特点。这些特点具有主导性与相对性，是高职院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与基础。     

行政诉权保护难题的解决之道——《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实施前景分析

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有着复杂的原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的公布施行,为行政诉讼当事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也让他们似乎看到了维权征程上的一丝亮光。然而,来自理论的理性分析和现实案件的实证表明该《意见》的实施前景或许难以乐观估计。切实保护行政诉权,还需要制度的完善与意识的提高。     

打黑后的重庆警政与警务改革

重庆在打黑除恶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警政与警务改革,提高了工作效率,老百姓安全感增强,促进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警政与警务改革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人事改革与组织稳定性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     

以实践思维方式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实践思维方式是由马克思开创的基于实践"解释世界"思维路径与回到实践"改变世界"思维路径的统一,是一系列方法与形式的统一。以实践思维方式来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创新路径,首先就有一个研究者必须自觉地由原有的传统思维方式为主导向实践思维方式为主导的转型问题与运用问题,特别是研究者必须着力开拓新题与创造新思。中共中央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而集中提出的"四个分清"问题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实践思维方式。中共中央系统提出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三个解放出来"、"三个贴近"、"两个立足"、"四个创新"等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路径,都十分明显地体现着实践思维方式。运用内在于实践思维方式中的相关思维方法与思维形式,从中观或微观到宏观或整体上来检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现状中"问题意识"中的难解问题与"创新路径"中的短路问题,有些重大问题亟待认真探索,有些不当看法必须给以驳斥,前者有哲学中的以人为本命题的掌握问题,后者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组成部分的掌握问题等等。     

公安技术课程163教学模式实践与思考

以工具痕迹学课程为视点,基于导学、实验实训和讨论三模块,构建公安技术课程163教学模式,文章阐述了该模式的设计理念和设计方案。围绕"知识、能力、素质"三方面,作者提出培养学生的学习力、创新力和素质潜力的教育观点。对该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增加图片教学、建立师生交流平台、检查实验设计方案等措施。     

我国公民宪法意识探析

宪法意识是推动国家宪政建设的重要力量,也是衡量法治国家成就的重要标准之一。我国宪政建设进程既需要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进,更需要有宪法意识的公民力量自下而上的支撑。目前,我国公民宪法意识的状况不容乐观,应从多角度分析,寻找提升公民宪法意识的有效途径,以期通过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力量,推进我国的宪政建设。     

检察机关案件线索内部移送机制研究

及时发现职务犯罪案件线索,是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开展侦查工作的前提。司法实践中,案件线索的管理和移送存在诸多问题,应从完善程序入手,通过制定科学的移送程序,建立有效的案件线索内部移送机制。     

基层工会干部提高执行力要增强八种意识

基层工会干部的执行能力，是一个基层工会干部所必须具备的重要和关键能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工运事业的兴衰成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带来了经济成分多元化、劳动关系复杂化和利益格局的重大变化，给基层工会工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要做好基层工会工作，必须切实提高基层工会干部的执行力，增强八种意识，即责任意识、规则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群众意识、奉献意识、和谐意识和才能意识。其中，责任意识是提高执行力的前提和基础，规则意识是提高执行力的约束和保证，而大局意识、忧患意识、群众意识、奉献意识、和谐意识和才能意识，则是提高执行力的必要方法或环境、路径。     

心智觉知训练的应用研究

随着现代警务的发展,情绪控制能力已经成为警察必备的基本心理技能。警察的情绪控制能力关系到警务工作的开展与绩效的提升。加强情绪控制的能力首先从解除警察对情绪调控的疑问入手,分析传统训练方法的不足,引入心智觉知训练方法,将情绪控制能力的关注点集中在培养警察对由外界刺激所引发的情绪波动的感受上,通过非批判的态度来观察情绪体验,提高警察自身对情绪调控的能力。     

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故而受西方影响极大。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本属常态。然而，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西方话语对中国法学渐有从“影响”转变为“宰制”之虞。考察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值得深思。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开始成为知识界愿景的今天，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为清醒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西方话语：抛弃鬼话，认清童话，破除神话。既要反对盲目排外，也要反对妄自菲薄，而应以翔实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认清真正的西方与中国，将西话变成真话，助力“中国法理”的构建及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最终确立其在人类政法智慧版图上的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