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国际意识与高校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提升国际意识是弘扬和培育高校民族精神中的时代要求,强化国际意识是弘扬和培育高校民族精神的重要内涵。因此,高校必须将国际意识的内涵渗透到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中去,没有国际意识的民族精神是狭隘的,是没有生命力的;有了国际意识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是开放、充满生机的,也是强大不可战胜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性质问题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行动其理论准备严重不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之根,它自身包含着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要保持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弘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重要的是弘扬中华文化精神。在民间文化中蕴含着或洋溢着强烈的“生生不息”和“自强不息”的意识,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儿童美德的形成与道德发展

美德是道德教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儿童道德发展至关重要。美德有四个基本成分：优良品质、中庸之道、意志力和内在的善。美德的这四个基本成分是儿童道德社会化的基础。儿童美德形成的途径主要为：通过儿童道德习惯的养成和移情体验形成儿童优良的品质,创设适当的环境矛盾教孩子学会采用中庸之道做出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选择,通过意志力的培养帮助儿童克服意志的弱点和形成自律的习惯,通过内在动机的激励帮助儿童形成为获得内在的善而工作和学习的习惯,为儿童未来的道德生活莫定发展的坚实基础。     

论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的内在统一性

本文深入分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哲学内涵,着重分析论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内在统一性关系,对于正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自觉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大鼠乌头碱中毒心肌酶的细胞化学研究(Ⅱ)——线粒体细胞色素C氧化酶(CCO)的定位

作者通过大鼠乌头碱中毒心肌线粒体 CCO 的超微结构定位,观察到乌头碱引起 CCO 的定位紊乱。由于损害程度不同,出现三种情况:(1)CCO 失去在线粒体嵴膜和内膜上的定位,酶反应产物呈自由扩散状态,酶反应强度对照组有所增强或相似;(2)CCO 失去在线粒体嵴膜和内膜上的定位,酶反应强度较对照组明显减弱;(3)在同一线粒体中部分保持 CCO 的嵴膜、内膜定位,部分失去 CCO 在嵴膜和内膜上的定位。实验结果表明,乌头碱干扰了心肌细胞呼吸链的电子传递,抑制氧化磷酸化的正常进行,导致心肌能量代谢障碍。     

试论如何树立和强化党的执政意识

目前强化执政意识需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树立和强化国家政权必须牢牢掌握在我们党手里的观念;二是树立和强化党的执政意识,党在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时,都要遵守政党的执政规律,要从“我们是执政党”这个角度出发;三是要树立“有限政府”和“执政成本”的观念;四是要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意识;五是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     

经济合同内审工作面临问题的探讨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经济合同实施内部审计显得尤为重要。要解决经济合同内部审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提高审计人员的自身素质。同时,还要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对单位领导人监督的问题和内部审计体系与其他监督形式相互协作等深层次的问题。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党风廉政建设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管党治党经验的理论提升,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有助于共产党人精神补钙,提高共产党员抵制腐朽思想的自觉性;有助于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原则,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有助于严格执行党规党纪,杜绝腐败现象滋生;有助于提升党内监督水平,依靠党的自身力量克服各种腐败现象的发生。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依然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形势,必须落实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责任主体,贵在经常、重在认真、要在细节。     

国际法的和平软肋——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说起

国际法是以维护和平与促进发展为根本价值取向的国际法律体系。实现和平的使命是国际法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康德的永久和平思想重视国际法的制度和组织建设,但忽视了实现和平的心理因素。深受康德永久和平思想影响的现代国际法体系也偏重于法律制度和国际组织的建设,对人类内心和平的建设重视不足。虽然一些国际法律文件和个别国际组织已经意识到了内心和平对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并做出了积极努力,但显然还是很不够的。真正的永久和平只能从人的内心开始实现。国际法应该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有国际法制度和国际组织建设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人类内心和平的宣传和建设。这是国际法的新使命。     

Modernist art in the service of Nazi culture: Baldur von Schirach and the Junge Kunst im Deutschen Reich exhibition

ABSTRACT

Maertz's essay offers a history of a modernist art exhibition that opened in Vienna's Künstlerhaus under the patronage of Baldur von Schirach, the Führer's personal representative in that city, the second largest in Nazi Germany.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1943 Junge Kunst im Deutschen Reich (New Art in the German Reich) exhibition lies in its assertion of a modernist variant of ‘official’ National Socialist art that clashes with the orthodox aesthetic system 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Third Rei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