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规划区违建执法困境及其解释——国家能力的视角

既有理论框架难以全面解释违建执法的困境.实际上,违建执法的困境反映执法领域国家能力的不足.从执法的结构和过程看,国家能力不足表现在多个层面:执法机构的"孤岛现象"普遍,不同机构之间难以有效合作;一线执法人员的素养欠缺,且其工作难以被执法机构有效考核;执法人员在进入社区空间、处理执法事务时受阻严重.由于国家能力的不足,执法人员常常接受执法对象的讨价还价,违建执法表现出"日常惰性—专项治理"的循环结构,强力执法与违法不究处于共生状态.改善社会治理,需要在执法领域强化国家能力,需要从执法机构、执法人员及其与社会的互动等多方面着手.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依法治国"是什么关系?本文基于国家盒子里的系统分析,在考察和概括现代国家治理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标志,认为"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核心主题具有标志意义,它表明执政当局对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认知和认可,也展示了执政党将中国国家治理纳入法治轨道的决心,同时预示了中国政府将把法治建设作为下一步改革重点的政策方向。作为对中国政治的一种观察,文章还提醒,尽管"依法治国"令人鼓舞,但要真正实现法治的有效运转,中国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界定与分类研究

新形势下国有资产流失的犯罪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成为我国经济、政治安全的巨大障碍。文章在研究国有资产流失犯罪概念界定的尺度基础上,探讨刑罚权干预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原则,并对国有资产流失犯罪的定义、特点、犯罪类型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伦奎斯特人身保护法律思想的保守主义构造：以穷尽州法救济原则为中心的刑事判例研究

美国联邦法院人身保护是对州法院刑事被告提供的基本性申诉权利。伦奎斯特在人身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前首席大法官坚持人身保护的保守主义法律路线,严格把握人身保护判例系统中的穷尽州法救济原则,强调社会稳定在犯罪狂潮中举步维艰,必须积极发挥各州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的地方性优势,防止联邦法院越俎代庖、顾此失彼。     

数额加重犯基本问题研究

数额加重犯的概念具有正当性.加重数额体现了数额加重犯的既遂形态对行为侵犯法益程度的要求.数额加重犯的未遂行为原则上具有刑事可罚性.对于数额加重犯的未遂形态,应当以数额加重犯的法定刑幅度作为量刑基础.     

论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

元明清时期国家刑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适用以土官的犯罪行为为起点;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国家刑法逐步越过土官及其刑事管辖权直接进入少数民族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终极形态上与刑事习惯法一起构成云南少数民族刑事法律实践形态,表现出一种二元化的特征。     

论国家赔偿经费的设立、管理与支付

国家赔偿法的实施几近陷入被称为“国家不赔法”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赔偿法制度设计本身的问题,还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法治观念、执法环境等因素。其中,在当初立法时并没有重视,学术研究中也往往被忽视,但却成为国家赔偿法顺利实施梗阻的是赔偿经费问题。修改国家赔偿法,必须对赔偿经费的设立、管理与支付制度作出重新设计。     

价值体系中的堕胎规制——生命权与自我决定权、国家利益的宪法考量

堕胎的规制模式大致可分为国家放任模式、国家许可模式和有限制的国家放任模式。这些模式的背后都有着自身的一些独特考量,模式的选取与其社会传统、对胎儿是否为人、宪法权利是否具有积极性、国家是否负有某种保护义务等诸多因素的认知密切相关。目前我国基本上是放任孕妇堕胎。然而,宪法却要求国家履行其对生命的保护义务。鉴于法律应该在社会现实和价值诉求之间寻求合理的互动和对话,我国应该在保护胎儿的生命、孕妇的自我决定权以及国家利益之间进行更为适当的权衡,对我国所施行的堕胎规制模式做出适当的调整。     

地区与世界

新地区主义是“开放的”或“多孔化”地区主义,它的政治逻辑与旧地区主义不同。地区是由制度秩序定义的。地区化、全球化、国际化等进程融合在一起,使得地区身份呈混杂性,它吸收了各家之长,又以不同的方式对各国进行重塑。世界是由多孔化的或开放的地区构成的,其中地区秩序相互渗透、各种进程互相充实。现在甚至未来几十年的世界秩序是美国帝权体系。帝权以领土为基础,同时又有非领土层面的含义。帝权与地区秩序之间呈双向互动关系,地区核心国家是帝权的支持国。     

中韩两国刑事法中的保护被害人制度比较

社会如何对待犯罪人或者犯罪被害人,是该社会文明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和韩国有各自不同的刑事立法,司法实践,在犯罪被害人的保护制度上显示出各自独有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