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司法为民 彰显人文关怀——关于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现代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源于英国，是体现司法人文关怀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肇始2004年，2009正式建立。随着实践的发展，司法实务部门和理论界对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也渐趋统一，但对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究竟应当如何定位，也就是说我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法律属性是什么，还需要进一步明确。作为一项新生事物，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期内不可能期望该制度全面解决刑事被害人所面临的各种困难，因此必须要将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与现行的其他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一整套刑事被害人保障机制。     

我国刑法中“其他”用语之探究

刑法中的“其他”用语体现了以简驭繁的立法技术，具有周延性与相关性的双重品格。其周延性使静态的刑法规范具有了较强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而有助于维护刑法的安定性；其相关性保证了刑法规范内容的特定性与明确性而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合目的性。其相关性、周延性分别与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社会保护双重机能相顺应，而且与现代法治国的双重性格并行不悖。     

论坚持“一人一籍”原则

国籍是自然人隶属于一个国家的法律资格与身份，也是国际法学领域中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或容许双重国籍，但笔者基于国情，从多方面论证後认为中国仍应坚持“一人一籍”原则；只有在此原则指导下，改革并完善现行的出入境管理法律制度，才能满足新时代华人华侨的要求，切实维护国家和公民的合法利益。     

叶公好龙:刑事证人出庭的一个寓言

我国目前呼唤"证人出庭"是一个叶公好龙式的伪命题,无论是法官、控辩双方、被害人,还是警察等都没有做好证人出庭的准备。其中书面证言确认制度、"大司法机关"体制、证人全程伪证责任等因素促生法官不情愿证人出庭的心理,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缺乏"怀疑权力"的文化传统和个人积极性。进而言之,目前关于证人出庭具体配套规则的对策也有难以克服的缺陷。而我们要认真对待实践而不至于做脱离实际的制度设计。     

论鉴定留置的若干法律问题

鉴定留置指为鉴定被告心神或者身体状态，而将被告送入医院或者其他适当处所之处分。鉴定留置的存在是与法医学的发展休戚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去医学发展的不成熟是鉴定留置制度存活的土壤。鉴定留置应定性为一种依附性行为。即依附于强制鉴定，其本身属于调查程序。而非强制处分。鉴定留置属于强制鉴定延伸的自然结果．而强制鉴定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被告人的行动自由。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强制鉴定作为一种独立的强制措施．对自由的侵犯程度不可与羁押同日而语，甚至其结果可能减轻或者免除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因此在司去审查控制下的鉴定留置期间不应当计入羁押期间。     

论禁治产人与无行为能力人的当代私法命运

古老的禁治产人制度因背离当代人权保障的理念，陆续退出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法典。作为继受了禁治产人制度的我国成年无行为能力人制度，除了在理念上存在着与禁治产人制度相同的问题外，在立法和适用中还面临着诸多问题。未来民法典对成年人应取消无行为能力人一级的司法拟制，保留限制行为能力人。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实行个案审查以确定行为人的行为能力的欠缺范围。新设监护登记替代行为能力宣告的公示方式。     

“利为民所谋”三题

"利为民所谋"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它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要求和基本经验.但是,这个观点必须扩展为下述三个命题:为人民谋利益必须慎之又慎,让人民谋利益必须解放思想,保护人民的利益必须坚定不移.     

日本以信息公开诉讼反腐败的经验及其法治意义

日本于19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一种新型行政诉讼案件，即交际费、食粮费信息公开诉讼，其历时久，影响大，不仅制止公款消费效果明显，而且推进了行政程序法、信息公开法等重要法律的制定，为实现日本行政法制由近代法治到现代法治的升级换代作出了特殊贡献，对发展我国的信息公开与反腐倡廉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通才教育的古代范式——古典时代雅典的教育实践

古代雅典的城邦教育是世界上最早的通才教育。其教育体系主要由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私人教育和社会教育四个层次组成，分别发挥类似现代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的作用。雅典教育体系的成功在于，它的目的并非是培养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专才，而是培养从事政治活动的通才——公民。所以，实质上，雅典的教育是一种城邦公民教育。它值得现代的教育借鉴。     

我国刑事诉讼中不起诉率问题研究——兼与德国的比较

比较中、德两国检察机关不起诉率数据并研究相关资料,发现我国刑事诉讼的不起诉率呈现出一种不太正常的低迷状态。其原因主要在审查起诉的理念设计、案件划分理念以及不起诉制约程序和政策走向等方面。中国刑事诉讼的低不起诉率存在问题,应当转变观念,使每一个不起诉决定的做出都是建立在对案件事实分析的基础上的,使不起诉制度可以真正建筑于人权保障的基石之上。但是,也应当看到,中国不起诉率如此之低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必须刻意将其推到一定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