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释原理（中）

基于立法者、法律文本以及解释者三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决定法律文本意思的三种法律解释的理论模型:原意决定说、文本决定说和解释主体决定说.对这三种学说及其否定理由的认识是确定法律文本意思的基础.同时,从认知的角度看,这些不同形态的解释理论又包含着不同的认知结构:统一模式、选择模式以及融合模式.这些认知的分歧,反映了对法律解释目的正当性、即法律解释中的确定性与妥当性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认识.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土地征收中的意思表示

现行土地征收制度中,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意思表示在总体上表现出有限性、滞后性、消极性的特点。土地征收 相对人意思表示的制度模式大体上可分为强职权主义模式和相对人主义模式两种。我国应选择相对人主义的立 法模式,强化土地征收中的承包人意思表示。对承包人意思表示制度的具体构建,应从明确承包人是土地征收中 的独立意思表示主体,以及界定承包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形式、效力等方面入手。     

Failing to tell friend from foe: A comment on Wijn et al. (2017)

Behavioural observation programmes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opular at transportation hubs, sporting events, and other large crowd gatherings. Premise of these programmes is that malicious intention can be accurately deduced from observable behaviour. In a recent article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Wijn et al. (2017,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22, 378–399.) conclude that environmental cues improve the correct detection of participants with malicious intent. This conclusion can and will be interpreted as support for behavioural observation programmes. In this comment, we argue that Wijn and colleagues draw a fundamentally wrong conclusion from their data. What their data show is that malicious intentions could not be detected in any of the conditions. Their findings can therefore not be conceptualized as evidence for behavioural observation programmes. Rather, they add to the growing critique voiced towards such programmes.     

法国二元论体系中的故意

法国1994年新刑法典规定“无实行重罪或轻罪之故意,即无重罪或轻罪”,从而首次将故意提升到总则的高度,并确定了以惩罚故意为原则,惩罚过失为例外的政策。本文从故意在法国的“行为-行为人”二元论体系中的位置入手,分析了故意的内容、类别及犯罪的特殊样态中的故意,展现出法国不同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独特的犯罪故意理论,并在结论中指出法国刑法理论研究的实用主义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防卫意思新探

我国刑法通说对防卫意思的理解标准过高,限制了正当防卫成立的范围,应予修正。犯罪的危害性是结果无价值与行为无价值、客观危害与主观违法意图的统一,防卫意思是阻却防卫行为行为无价值属性的主观正当化要素。防卫意思的内容是认识到防卫行为针对正在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实施,并且没有主导的积极加害意图。防卫意思中不包括对不法侵害人损害结果的希望与追求。防卫意思可以和加害意图共存,过失行为中也可能有积极的防卫意思,可以肯定过失的正当防卫。     

试论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是刑法分则规定的定型性行为类型,具有定型性、侵害性、有意性和有责性等特征。在规定某一种犯罪的条文中可能包含另一种犯罪的实行行为,区分的关键是看行为具有哪种犯罪的实行性。同一种实行行为既能包括既遂、未遂、中止等多种构成行为,亦可成为构成行为的一种。     

组织体刑事责任论及其应用

在我国刑法明文规定了单位犯罪及其处罚的情况下,再提倡单位犯罪否定论,意义不大。就单位犯罪研究而言,现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自然人刑法之下,合理认定刑法第30条、第31条所规定的单位犯罪及其处罚。单位是由人和物复杂结合而成的法律实体,具有自己独特的制度特征、文化气质和环境氛围,这些要素能够对单位中的自然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在我国刑法的规定之下,单位犯罪的认定和处罚,首先应考虑单位组成人员在业务活动中实施的侵害法益行为或结果,其次必须甄别作为单位“手足”的自然人的行为是否体现单位意思。只有在单位组成人员的行为体现了单位意思时,才能处罚单位自身。在判断单位意思时,必须依据单位的结构、制度、宗旨,单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决定乃至单位的政策等客观要素进行推定。在单位业务活动中出现违法结果时,应首先考虑成立自然人犯罪,之后再考虑成立单位犯罪。     

犯罪嫌疑人从宽期待供述动机形成机制之实证研究

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有较强的对抗讯问的意志。在面对是否供述罪行的动机选择中,犯罪嫌疑人自身存在的期待得到从宽处理的优势需要,与讯问人员使用的恰当的讯问方法相结合,即可以促使其产生供述动机。对犯罪嫌疑人所作的调查结果表明,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讲明主动供述罪行可以得到从宽处理,同时结合亲情感化和唤醒良知等方法,对有从宽期待的犯罪嫌疑人具有较为积极的影响。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辽宁省21所高校的1912份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个体因素中,个体的传记特征(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户口所在地、是否本省生源、就读高校类型、所学专业)、创业环境认知和创业心态对高校毕业生的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家庭因素中,父亲职业、母亲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显著;社会因素中,社会舆论导向和就业压力对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意愿有正向影响,而高校创业引导与创业政策宣传的影响不显著。因而,建议从提高创业素质与能力、发展创业教育、改善创业环境、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加强创业舆论宣传等方面提升高校毕业生的自主创业热情和创业成功率。     

安全焦虑、信号传递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战略安抚

对于崛起的中国而言,采取系统性战略安抚,树立自我克制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有助于赢得周边国家信任。然而,在二十多年睦邻外交实践中,东南亚国家始终对崛起的中国的意图感到焦虑,这种担忧因地理邻近性与实力不对称而变得更加敏感。2008年以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核心利益"话语、逐步增多的外交制裁以及多边倡议给予了较大关注。面对东南亚国家上升的安全忧虑,中国外交主动释放安抚信号增信释疑。与强制策略不同,安抚策略关注如何从正面激励换取他国的信任。立足于对现有文献的批判性整合,重新梳理善意信号的呈现形式(情感-物质)与成本来源(内生-外生)两大维度,可以从逻辑上生成四种睦邻安抚信号的表达路径:睦邻话语、相互依赖、无私援助与制度约束。面对中国的吸引与安抚,东南亚国家也会主动进行试探与甄别,以讨价还价、社会化、对冲试探和制度牵制四种方式,对中国释放的安抚信号进行评估。由于安抚信号的可信度评估具有主观性,东南亚国家对中国安抚信号存在不同理解,中国外交需换位思考并理解东南亚国家的试探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