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袭警：警察权威弱化的危险信号——从社会秩序结构谈暴力袭警产生的深层原因及对策

近年来,暴力袭警案件频繁发生,而且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暴力袭警的根本原因是警察权威的弱化。因此,解决暴力袭警问题的根本对策是警察权威的重新构筑和强化。分析警察权威,必须从社会秩序结构入手,搞清警察权威、治安规则和警察客体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关于以德治国的思考

德治是人类社会用道德控制和评价社会成员行为的一种手段。其主要实现形式有:榜样示范,道德礼仪,教化活动,制定乡规民约和宗族家法,舆论褒贬。德治与人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的德治才是真正的德治。人民是“治国”的主体,要以德治国,就必须以德“育”民,提高人民的“治国”能力,概括为: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官员是社会道德活动的主体之一,以德治国,必须重视以德育官,以增强理论功力、实践能力、人格魅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要以法治国,以德固基。     

仲裁中应设立第三人制度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仲裁活动涉及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客观存在。学术界对于仲裁中应否设立第三人制度意见不一。仲裁的实践、仲裁的法律性质和仲裁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仲裁中设立第三人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必然性。仲裁第三人制度应从第三人参加仲裁的方式、时间 ,第三人的权利及其限制等方面加以规定。     

所有权概念之思考

本文在反思传统所有权概念立法例及其理论缺陷的基础上 ,深入考察了所有权的内在方面和弹力性 ,认为 ,为全面理解所有权概念及其终极支配性 ,应放弃弹力性的说法 ,并将目光聚焦在“人”身上     

论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

公共政策是适应社会公共生活而产生的行为规范,同时也构成了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政策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以公共权力为依托、以公共秩序为归宿。这构成了公共政策公共性的内在意蕴。公共政策在公共权力的支撑下,通过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来实现公共利益,从而也为社会公共生活建立起新的公共秩序。这是公共政策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所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现状与构建

在刑事诉讼中排除以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是诉讼程序民主化、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成为世界各国通行的刑事诉讼的采证规则之一,我国对此却没有在立法层面体现,在实践中对非法证据也是很少排除。我国应借鉴美、德等国有益的做法,建构起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宪法中明文规定正当程序或非法证据排除的原则性条款,对非法言词、实物、衍生、侦查陷阱证据依法排除。     

论佛教对中国法治的借鉴意义

佛教自传入中国迄今已有两千多年历史,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中国社会及传统法律制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佛教戒律、因果律、佛教人文精神的阐述对现代法治、法律的比较与中国法治的有借鉴意义。     

儒家法律传统与中华法系

儒家法律传统是中国古代社会农耕生产方式、宗法家庭组织、君主专制政体三合一基本特征的历史产物。先秦儒家法律传统以“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为其基本内容。西汉以后又不断充实完善，成为支配古代法律实践的正统价值观。     

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对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中国法治发展的历程与社会动力——纪念82宪法颁布30周年

我国法治建设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曲折和披荆斩棘的艰难,但总体上廓清了法治天空中的许多迷雾,促使中国开始迈入法治初级阶段。1982宪法在恢复和加强民主法治方面有较大的进步,也存在诸多不足。当前的法治状况还有后退之忧。今后法治建设的目标应当由依法治国上升到依宪治国,建设宪政国家。法治改革的动力主要是来自民间的维权活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党政内部改革派力量结合,上下互动,政治改革与法治进步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