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中应设立第三人制度

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使仲裁活动涉及签订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情况客观存在。学术界对于仲裁中应否设立第三人制度意见不一。仲裁的实践、仲裁的法律性质和仲裁的价值目标决定了仲裁中设立第三人制度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必然性。仲裁第三人制度应从第三人参加仲裁的方式、时间 ,第三人的权利及其限制等方面加以规定。     

TRIPs协议竞争规则研究

许多人认为 WTO中缺乏完整系统的竞争规则体系 ,当然 TRIPs协议也就不能例外。本文认为由于知识产权制度保护的客体——即智力成果所具有的特殊性 ,使得知识产权制度最初产生的目的即是为了规范市场竞争行为 ,其制度本身即具有竞争规范的作用。因此 ,作为目前最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的 TRIPs协议 ,自然也在规范与知识产权有关的竞争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 TRIPs协议中竞争规则的主要特征 ,对 TRIPs协议中主要竞争规则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并进行了评介 ,最后还就我国当前应当采取的对策提出了笔者自己的建议     

美国不当搜查对策体系析解

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美国建立了相当发达的不当搜查对策体系。不当搜查对策体系确立的基础是国家的诉讼价值取向及社会对“正义误差”的认知层次,正是确立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不当搜查对策体系发展和完善的方向。     

防止警察滥用权力

警察权在一个社会中的实际运作状态,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这个社会文明的发展水平。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关系,即警察权的扩大意味着公民权利的缩小,警察权力的滥用往往使公民权利化为乌有。警察执法活动中的违法违纪问题和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现代法治国家,为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应以法治的理念重新审视警察权,并以法治原则和观念指导警察权的设立和行使。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其本土化构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自产生之日起就倍受争议,但由于它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在许多国家和国际条约中得到确认。在我国全面确立这一规则存在一些现实困难,所以应结合国情,确立对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的原则,对非法实物证据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场。     

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法制观的继承与创新--中共三代领导人的民主法制观比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党人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 ,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崭新的制度前提和实现途径 ,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依法治国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进行了初步探索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 ,探索出一条以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为目标 ,以政法干部建设为保证 ,以法制教育普及为途径 ,以加强党的领导为核心的与民主紧密相联系的现代法制的新思路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在实践中继承与发展了邓小平的依法治国思想 ,成为我们在新世纪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指导思想。     

论江泽民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在新的历史时期 ,江泽民站在时代的高度 ,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观察、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在社会发展动力、社会发展主体、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相互关系、怎样处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社会发展方向六个问题上丰富和发展了原有的认识 ,把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中的法治结构分析--从中国农村的乡土性看民间法的法治意义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的本质特征所作的一种概括.乡土社会中的法治结构是国家法与民间法并存的法治二元结构.在现代化法治建设中,我们必须考虑到中国乡土社会的现实状况,在法治二元结构中研究国家法与民间法的相互关系,在重视国家立法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民间法的法治意义,探索出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发展模式.     

试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

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之一 ,而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是实现公正透明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本文论述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的法理基础、现实意义、实现条件、面临的障碍以及信息公开法应确立的主要制度等问题。     

警察权力制约的若干“瓶颈”分析

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 ,加强对警察权力的监督 ,本是法治社会下对警察权的行政本质深刻认识的结果。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稳定压倒一切”的当代中国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发展却面临着诸多“瓶颈” :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与社会学、管理学、司法机关的工作实践和法治社会的必备条件以及当代中国国情等宏观因素存在着冲突之处 ,这些冲突之处又反过来阻碍着司法权控制警察权的进一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