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进程中法治基础的转变——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的全球治理为出发点

全球化进程使以主权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秩序发生变化,以世界主义民主理论为基础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兴起给传统法治理论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在全球化背景下,从世界主义民主的视角来看待法治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要重新审视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法治的政治基础问题,这也是中国法理学面临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晚年大民主与小民主思想述评

大民主和小民主是民主的两种形式,毛泽东晚年多次谈到大民主和小民主的问题。在大民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对敌人和官僚主义者实行专政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其主要形式是“四大”。在小民主方面,毛泽东认为,就是和风细雨地处理人民内部和党内问题,其主要形式是整风。大民主和小民主思想的目的是: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保持人民政权的纯洁性。但在实践中,大民主的恶果是:造成了整个社会的混乱,必定与个人崇拜、个人专断相呼应,使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受到严重摧残。     

程序的多重视角

程序是法学(法律)的一个独立范畴。由于语境不同,中西方对“程序”的理解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学者对法律程序进行解释时存在误读现象。完整地认识程序,需要完整的观察视角。只有从人权、法治、民主和经济等多元视角来诠释法律程序的价值和功能,才可能较完整地认识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相互关系。     

实然与应然——法律伦理之可能

法律伦理及法律伦理学是否可能取决于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能否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然而,单纯从行为事实是推不出行为应该的,只有通过法律目的判断以及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和法律目的之关系判断才能从法律伦理行为事实如何推导出法律伦理行为应该如何。法律伦理行为之应该经由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变为现实,其具体保障在于法律伦理良心、法律伦理名誉及底线法律伦理的法律化。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基础拓展要素分析

拥有广泛而强大的社会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完成执政使命的依靠力量,是党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前提。变动的社会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要促进执政目标的达成,就必须努力赢得最广大民众的情感支撑和执政认同,持续不断地拓展和扩大社会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或制约要素包涵了多个层级和维度,它们共同交织在一起,纳入到现代政党政治运作的指标体系当中。深入分析和研究这些要素,对于中国共产党有效实现社会整合、重塑政治权威意义巨大。     

On the Human- Orientated Factors in Grotius＇ Legal Right Thoughts

格老秀斯法权思想是人类思想的精华代表。作为国际法的奠基人,格老秀斯法权思想包含自然法、国际法和万民法内容,为17世纪之后世界秩序的构建制定了法律框架。格老秀斯代表作《战争与和平法》和《海洋自由论》即已凸显了法律的人本化因素。本文通过探讨格老秀斯法权思想中的自然法和国际法理论,分析格老秀斯法权思想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正义、自由、道德和普世主义等人本化因素的内容,为当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提供参考。     

“三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开拓党的建设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而且将这个党的建设总目标写入了新修改的党章。从党的建设总目标的历史探索轨迹和党的建设总布局的形成发展轨迹看,从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看,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实是一项全新的重大课题。"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既是一个系统的价值整体,同时,在这个系统中,又必须凸显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紧紧围绕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来加强学习、开拓创新,惟其如此,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作为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的本质。     

党建价值目标的伦理建构

党建价值目标的伦理建构，要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党的建设实践路径，应把观念创新作为党建价值目标伦理建构的先导工程，从人民利益出发，在“民生”与“民富”、“民智”与“民强”、“民安”与“民享”协调发展中，彰显党的执政品格，体现党推进发展的根本目的。     

我国公益诉讼主体之界定——兼论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

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对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是对传统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和制度的重大突破。新民事诉讼法确认非实体利害关系人具有作为公共利益提起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但并未明确规定哪些机关和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这有可能增大公益诉讼实际运作的难度。因此,明确公益诉讼启动主体就成为构建并运行该制度亟待解决的问题。诉讼信托的确立是公益诉讼当事人适格之扩张的适当出路之一。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细化路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这拓展了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有利于节约司法成本、加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保护、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和实现恢复性司法。为了实现这一制度的操作性,应当逐步细化具体规则,确定其法律效力,厘清其与相对不起诉之间的关系,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明确所附条件的标准,进一步完善法律适用程序,从而在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该制度的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