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     

中国古代秘密侦查方法析评

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特殊功能,为世界各国所普遍采用。我国古代便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各种秘密侦查方法,其中包括以“侯”侦探,逆用犯罪人;设告密箱;跟踪盯梢和狱内侦查等。古代秘密侦查方法具有其合理内核,也为现代秘密侦查方法提供了相当的启示,如善用现代科技,促进秘密侦查方法的完善;面对我国秘密侦查立法的困境,从秘密侦查启动条件、启动主体、秘密侦查适用对象、实施程序、秘密侦查所获取资料的线索以及证据价值、违法秘密侦查的后果等方面完善我国缺失的秘密侦查立法;根据主体、客体、程序和是否穷尽等要素合理适用秘密侦查手段。     

侦查错误探究

侦查错误理论要求侦查主体在侦查过程中正确、全面、发展地诠释和抑制对科学侦查有负面导向的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侦查方法和相关人的致错因素。侦查主体未能形成正确的侦查错误意识,不明确侦查错误的表现形式,缺乏探求侦查错误成因的勇气,将很难在侦查错误预防上大有所为。对侦查人员来说,运用侦查学基础知识,准确界定侦查错误概念,明确侦查错误表现形式,探求侦查错误原因,进行侦查错误预防,是十分必要的。     

以科技侦查推动侦查模式的根本变革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持续高发,犯罪类型不断衍生,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如果仍然以“人证为主”的侦查模式作为侦查工作的主导模式,必然导致侦查成本成倍增加,破案率大幅下降。侦查模式由“人证”向“物证”的转变势在必行。在实现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化中,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物证”的司法证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能客观、及时地提供科学证据,在未来的司法活动中将大显身手。     

加强刑嫌调控的思考

面对刑事犯罪的急剧变化情况,刑嫌调控工作虽有所发展,但仍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加强刑嫌调控工作,可以掌握斗争主动权,先发制敌,主动出击,以有限警力、物力和时间,获取较大侦查破案效果。加强刑嫌调控工作,应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刑嫌对象,诸警种尤其派出所密切配合,与阵地控制、刑事特情、犯罪情报资料工作相结合。     

侦查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当前我国侦查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存在许多致命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含混、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没有科学的学术目的、学术话语系统没有形成、学术资源欠缺等多个方面。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中思考以上问题有一定意义,但对未来侦查学建设和发展景象和效果应审慎乐观。欲推进侦查学科建设,开展学术研究,首先需要解决学科队伍素质的提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的界定、公安院校办学模式的变革等三个根本问题。     

安徽省太湖县药用蕨类资源调查

目的 探明安徽省太湖县境内药用蕨类植物的生态分布特征与资源利用状况。方法 通过设计样线调查、样地样方野外实地调查和走访调查,记录蕨类植物分布的全球定位系统位点及生态环境,采集蕨类植物标本,对其区系类型进行分析。结果 太湖县蕨类植物有61种,隶属23科,36属,集中分布于海拔400～1 100 m区域,具有明显热带性质和丰富的温带成分。结论 安徽省太湖县野生蕨类植物分布于山区,资源较为丰富,值得合理利用。     

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公安机关现场勘验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全国公安机关现场勘验信息系统是公安机关"三基工程"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对增强勘查能力、优化侦查模式、提升破案效益、提高科学打击犯罪水平等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系统的功能未得到充分发挥。     

A study of user data integrity during acquisition of Android devices

At the time of this writing, Android devices are widely used, and many studies considering methods of forensic acquisition of data from Android devices have been conducted. Similarly, a diverse collection of smartphone forensic tools has also been introduced. However, studies conducted thus far do not normally guarantee data integrity required for digital forensic investigations. Therefore, this work uses a previously proposed method of Android device acquisition utilizing ‘Recovery Mode’. This work evaluates Android Recovery Mode variables that potentially compromise data integrity at the time of data acquisition. Based on the conducted analysis, an Android data acquisition tool that ensures the integrity of acquired data is developed, which is demonstrated in a case study to test tool's ability to preserve data integr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