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途径的选择

侦查途径的选择,就是在一起案件的若干条侦查途径中选出最佳途径。侦查途径的选择应该遵循及时、高效、可变换、针对性、客观性以及合法性的原则,具体操作时可以从人、事、物三个方面入手去发现、选择侦查途径。在实现破案的过程中,还要根据破案的进程及时调整和转换侦查的途径。     

手机犯罪新趋势探究及侦查对策——以智能手机、3G手机为主要视角

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手机犯罪也呈现出新的趋势。新型手机犯罪侦查应当着手设立手机犯罪监控系统,加强情报信息收集工作;注意侦查方式的转变,加强对证据的收集与利用;加强侦查协作与人员培训。     

论衡量现场勘查质量的标准

现场勘查是在刑事案件发生以后,侦查人员为了发现侦查线索,收集犯罪证据,查明犯罪事实,依照法律规定,运用一定的策略方法和技术手段,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等进行勘验、检查,对事主、被害人、知情群众进行的调查访问。文章从法律和事实的角度提出衡量现场勘查质量的标准。前者主要从刑事诉讼法证据理论和现场勘查服务于侦查的角度进行总结阐述;后者主要以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为视角进行论述归纳;最后从无罪推定的角度论述提出衡量现场勘查质量标准的现实意义。     

现场勘查指挥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探析

现场勘查工作对刑事案件的侦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法制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现场勘查各环节的规范化要求日益提高。当前各级公安机关都十分重视犯罪现场勘查仪器、设备的投入,然而硬件的完善只能为做好犯罪现场勘查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因此加强对犯罪现场勘查的环节控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就显得十分重要。     

犯罪现场层次论

犯罪现场层次是犯罪现场存在表现及其被侦查人员认知的程度。犯罪现场是由犯罪时间、犯罪空间、犯罪嫌疑人条件、犯罪痕迹物证、犯罪活动过程、犯罪心理、犯罪证据等各种层次构成的复合体。研究犯罪现场层次论也是研究犯罪现场构成要素的存在及其在不同层面的联系。犯罪现场层次也是研究和揭示犯罪现场存在的一种认知。研究犯罪现场层次问题,也可以使我们对犯罪现场状况及其勘查工作质量给以程度判定。     

个人言语风格识别应用于案件侦查

个人言语风格具有差异性、稳定性、反映性,在案件言语材料中能反映出制作人社会属性和个人属性。实践中,检材言语材料和样本言语材料达到一定条件后,侦查技术人员可通过个人言语风格识别,确定侦查破案的范围及方向,最终确定作案人。     

侦查管辖的立法思考

随着网络等信息类犯罪的不断涌现,侦查管辖问题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行关于侦查管辖的立法更突显出其不足及不能适应侦查实践之需求,因此研究探讨侦查管辖之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根据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立法建议就成为当务之急。尽管立法建议可能只是偏颇之见,但依然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司法裁判中的隐性知识论纲

作为现代认识论的重要课题的隐性知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了隐性知识的存在,更在于论证了知识的本质是隐性的。司法隐性知识问题在当代英美法系司法实践中得以显现并在相关法学著述中多有表述。在我国大陆,司法隐性知识也广泛存在于案件裁判的事实建构与法律发现诸环节中,并在司法判案中有它特定的位置。司法前见、一般推理、事实解释、图式加工、事实剪裁、经验参与、结果导向、观念辐射等都是对司法隐性知识的艰难表述。连接隐性知识与既定法律规范依赖于法律修辞,裁判凭藉判决修辞而获得形式正当性并为公众更好地接受。现代诉讼程序规则是激励与规制司法隐性知识运用的制度环境,司法隐性知识的研究对当前我国大陆法治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启示意义。     

专款专用税:税法学视角下用税监督权的建构进路

随着宪政经济学的发展,用税监督的"规则之治"再度引起法学界的关注。然而,对税法学的用税监督权的法理考察仍暂付阙如。针对具有私人物品特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而征收的"专款专用税"反映了直接的成本和收益关系,使纳税人或其代表能够比较每一项活动而不是包含着多种成分预算的成本和收益,从而在政府和纳税人之间形成更为明确的税收契约关系,充分体现协调预期和传递信号的功能,以更有效地稳定纳税人对其所缴纳税款的预期;在政府违约使用税款的时侯,纳税人可以根据违约追责机制,通过司法手段行使其用税监督权,更好地监督政府对相应税款的使用。     

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制约新模式下的侦查措施改良

《律师法》实施全面拓展了律师会见权与调查取证权,强化了对职务犯罪侦查的监督制约,也对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必须从把职务犯罪情报机制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基础工作、作为扭转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被动局面的战略措施这一高度上来认识,转变观念、增强情报工作意识。反贪部门在不断提高工作水平的同时,有必要积极建议立法机关合理地配备特殊侦查措施,应对新形势下的办案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