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针对全球治理这一重大课题,提出了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引,以"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中国走向世界,以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事务""构建以合...     

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与思考

为了全面、客观、准确地了解和分析当前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把握其思想动态,不断增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适应性、有效性和针对性,做好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唐山师范学院学工部对在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调查了解。根据调查了解的情况,提出了新时期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意见。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治价值及其实现

人民监督员制度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设计,不仅反映了司法过程的民主性,也体现了司法过程的开放性和回应性.因而具有重大的法治意义和价值.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改进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充分发挥其应有功能,以促进民主进程和法治秩序.     

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的检察监督

检察机关应从解决公民控告申诉检举问题入手,对行政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从根本上解决信访难题,以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时形成检察机关对司法、行政执法活动监督的格局,完善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体系.     

论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刑事追诉机关在初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对其羁押时,应当告知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这是受刑事追究者获得告知的权利,也是刑事追诉机关的告知义务.现代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不仅要求侦查、检察机关履行告知义务,而且应当依法允许犯罪嫌疑人行使其诉讼权利,并为其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以侦查阶段的初次讯问为对象,对告知义务进行考查,比较美英加法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刑事诉讼法对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的规定,剖析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所在,进而对完善我国侦查阶段初次讯问时的告知义务提出了建议.     

侦查监督制度之比较

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与西方国家的侦查监督制度相比较,在侦查监督主体、侦查监督的权源、侦查监督范围等有明显的不同.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的框架体系虽然已经建立,但仍然相当粗疏,必须通过进一步增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权、建立刑事案件报案制度、将提前介入制度化、建立检察引导机制等措施,完善我国的侦查监督制度.     

恢复性司法的中国命运

恢复性司法的正当性及在尊重受害人,促进犯罪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的优势具有普适性价值.中国传统文化、现实条件等也有其适宜的土壤,因此恢复性司法在中国进行建构具有可行性,但是应当从中国现有司法实践出发,并在与中国国情不断融合中积极稳妥地推进.     

青少年网络途径认知及其网络行为

青少年对网络途径的认知可从他们对网络的态度、对网络影响的认知、网络规范的认知和网络信度的认知四方面分析,青少年的需要、价值观及生活阅历等决定他们对网络社会化途径的认知和选择,从而导致青少年产生特定网络行为,表现为青少年上网的目的、时间与地点、迷恋程度以及对不良信息的阅读。要将网络的消极作用抑制在更小的范围,最佳方法就是教育:对青少年来讲,要加强“善待网络”的教育;对家长来讲,应系统的接受网络技术和网络道德方面的教育;对学校来讲,应该加强网络人文教育,培养“善待网络”的一代。此外,还要从整体上净化青少年成长的环境,重视媒介素质教育。     

德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评析

德国《股份法》在借鉴了他国规定,对股东资格进行必要限制的同时,以诉前审查程序———诉讼许可申请作为股东派生诉讼的前置程序,通过法院的依法审查来保证诉讼的正当性;股东论坛的设置,开通了股东之间交流联系的快捷网络通道,以方便其达到法律规定的权利行使条件;特别的诉讼费用承担设计,在减轻股东诉讼风险的同时,为强制公司自主行使权利施加了潜在压力。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兴衰的原因和改革设想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自确立后,经历了曲折的历程。除了在个别时期由于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民主高涨,使陪审制度得到较好实施以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极左"路线、政治和司法集权以及制度设计上的原因,陪审制度或者被弃之不用,或者其实施仅流于形式。2005年新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本身仍存在很多问题,原因在于该制度对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不准,仍把陪审员定位于法官的参谋和助手,没有将陪审员的职责定位于对职业法官的监督制约,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将保护民众的权利作为立法目的。在民众权利日益受到公权力和个别职业法官侵犯和威胁的今天,陪审制度应把保护民众的权利作为其立法目的,以民主和权力制约作为制度设计的理念,这符合时代要求和民众的愿望,这样才能使该制度免于重蹈覆辙。